【材料】《资治通鉴》晋纪 烈宗孝武皇帝 太元十四年 389年

初，帝既亲政事，威权己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于酒色，委事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与帝以酣歌为事。

又崇尚浮屠，穷奢极费，所亲昵者皆姏姆、僧尼。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

尚书令陆纳望宫阙叹曰：“好家居，纤儿欲撞坏之邪？”

【译文】当初，孝武帝亲政后，权威出于己，很有皇帝的风度。

但不久便沉溺酒色，把政事交给琅邪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也嗜酒，一天到晚与皇帝高歌痛饮。

皇帝又崇尚佛教，穷奢极欲，所亲近者不是三姑六婆、便是和尚尼姑。

所以左右侍从趁机争权夺利，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封赏杂乱无章，到处都是冤假错案。

尚书令陆纳遥望皇宫叹息：“这么好的家，小孩子想把他折腾坏呀！”

【解析】宗教是什么？本质是套着神权外衣的权力工具。当然，我说的是古代。

佛法是哲学，佛教是生意。

释迦牟尼本是觉悟者，却被后世包装成万能神。就像杜牧诗中所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些金碧辉煌的寺庙，大多是权力与利益的结晶。

佛教的教义基于佛法。

佛法本是哲学思考，若一种哲学具有思想性，就能自洽，就能流传开来，就具有生命力。

敖让写的读史悟道有一定思想性，所以大家愿意看愿意买嘛，但若后世趁着年代久远，搞个混淆是非的合订本，再造神，再发展信徒，那就成宗教了，就是这个道理。

佛法同理，后世出于各种需要，便开始歪曲重构佛法和造神。

什么梵天、帝释天、四大天王、各种佛、菩萨罗汉；文学作品再引申，什么如来、观音都出来了。

在封建百姓的认知里，菩萨罗汉飞来飞去变幻莫测，不是神又是什么？得跪！菩萨保佑！

于是便有了佛教和信众，依据佛法的引申和流变，有了成体系的世界观，将佛祖、菩萨以实体供奉于庙中。

所以敖让说，佛法和佛教是两种事物。

佛法是岁月洗礼的哲学，哲学是包容的。

一个人研究了佛经理论，并不影响其学习四书五经或圣经，或三民主义。

而佛教涉及信仰，信仰是唯一的。

人不可能同时信佛教、道教；也不可能同时信仰三民主义与基督教。如果是这样，必有一个信仰是虚伪功利的，抑或两个都是。此处该@常凯申。

但作为信仰坚定的党员干部，出于了解研究或工作需要，看看法华经或圣经，这是没问题的。

所以，司马曜作为皇帝，一边杀人活人，一边崇信佛教，还好酒色，这算哪门子佛教徒？

因此，敖让以为，司马曜不是崇信佛教，而是利用佛教，他这出“佛教治国”的大戏，演得实在精彩。且看他的三大算计：

一、借佛夺权，挖门阀的根

淝水之战后，前秦崩解，东晋门阀内斗升级。偏偏此时门阀人才断档，皇帝趁机收权。

在谢安之前，北方有强大的前秦，为了对抗苻坚，东晋门阀不大规模内讧是共识。

自古人性就是：急则并力，缓则相图。

淝水之战后，前秦灭亡，北方陷入大分裂时期，东晋的外部威胁消除了，于是门阀压抑很久的内斗欲望，便放心爆发了出来。

所以385年谢安死后，门阀出于内斗需要，互相拉扯堤防，再也推不出领袖级门阀代表。

富贵骄人。加之门阀制度运行过久，因长久优渥生活和入仕优势，而失去了锤炼自身的动力和机会。

所以东晋迎来了门阀人才的断档期。

这个窗口期敏锐地被皇帝抓住，所以司马曜成为东晋以来相当有实权的皇帝。

“三姑六婆”，指的是古代民间女性从事的九种职业。

“三姑”即尼姑、道姑、卦姑；“六婆”包括牙婆、媒婆、巫婆、虔婆（老鸨）、药婆、稳婆。

这些人是被传统士人鄙视的。为什么被鄙视？

一是这些人出身寒微。

贵族也需要三姑六婆的服务，却不愿意去从事这些职业，只有出身寒微的人才愿意干这些事。凡是上流社会不愿从事却无可取代的，都会被鄙视。

二是这些人很有认知

三姑六婆长期同各阶层打交道，见惯了人情冷暖，社会经验极为丰富，又不甘于贫贱，还很了解贵族习性。

三是这些人社会关系广

三姑六婆长期行走江湖，到处流动串联，社会关系广，人脉深厚，消息灵通，甚至有些贵族少爷小姐都吃他们那一套，或者觉得其有利用价值。

东晋是一个门阀共治的社会。司马曜要集权，要打击门阀，当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司马曜手段刁钻。你们士族不是看不起“三姑六婆”吗？我偏要重用这些江湖人物。这些人走街串巷，消息灵通，正是构建秘密权力网的绝佳人选。

佛寺更是妙棋。

寺庙能聚财、练兵、收拢流民，直接动摇门阀的基层统治。这招“农村包围城市”，遥遥领先。

寺庙本质上是控制基层社会的另一种方式，这有别于宗族门阀。

寺庙僧人作为古代新的社会阶层，既可以通过理论发展信徒，又可训练僧兵，若为皇帝所用，大肆收留招揽社会闲散人员，再利用教义发展宗族门阀成员作为高端信徒，便可不断地侵蚀基层乡绅的控制力。

什么，你说不服？贫僧不仅懂佛法，也略通棍棒！

这是皇帝大肆扩建寺庙和亲近僧人的逻辑。

皇帝是在积蓄力量，想通过扶持佛教势力，削弱门阀士族力量，从而打破旧有权力结构，建立个人化的威权体系。

佛教僧尼和三姑六婆成为新的权力代理人，便于司马曜通过非正式渠道，尽可能越过士族门阀去控制基层。

司马曜阴毒啊，这是在挖东晋门阀政治的根！再这样搞下去，门阀士族的根都要被蛀空！

司马曜35岁就被宫女用被子捂死，或许正因为此。爱搞宗教的皇帝，一般都容易出事，练得身行似鹤形，不是被捂鼻，就是被勒颈。

这是因为其聪明不好对付，所以有心者只能趁着老虎打盹时，搞小手段。

二、借佛敛财，官帽当白菜卖

“穷奢极费”四个字道尽玄机。

佛寺香火钱，最后都烧进了皇帝腰包。允许僧尼推荐地方官，实则是把官场当商场，价高者得。

谁戴乌纱帽，不重要；不被士族门阀垄断，很重要。

在门阀政治的背景下，选官任官长期被制度性垄断，只要不是门阀的人，哪怕是头猪，司马曜都要扶到官帽椅上。

这手“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玩得溜。

既充实了私库，又培养起忠于自己的利益集团。司马曜通过崇尚佛教，直接参与经济利益的交换。

佛教寺院和僧尼往往拥有大量财富、土地和信众捐赠，司马曜集团可以通过“交通请托”和“受货赂”等方式，从佛教网络中获取巨额经济利益。

例如，允许僧尼乳母“竞进亲党”并担任郡守县令，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卖官鬻爵，从而中饱私囊，既维持奢侈生活，又暗中积蓄力量。

而且还达到了侵蚀门阀利益的效果，僧尼多吃一口，门阀乡绅就丢掉一口，因粮于敌，快乐双倍。

而僧尼得罪了士族门阀，当然要誓死拥护司马曜，因此还有巩固培育利益集团的效果。

这种经济循环增强了司马曜对财政的控制，削弱了国家正规经济体系，使其能越过朝廷官僚，自由支配资金和立项。

三、借佛洗脑，麻痹百姓

乱世百姓苦，佛教来世说恰是最好的麻醉剂。司马曜深谙此道，你们门阀通过宗族控制百姓，我便通过佛寺发起进攻。

从社会控制角度看，东晋后期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司马曜利用佛教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来安抚民众和转移社会矛盾。

宗教进攻是有效的，东晋基于宗族制度下的老百姓，已水深火热很久了，天然对新理论具有皈依冲动，若寺庙能取代宗族保护他们的话。生活已很坏了，难道还能更坏吗？

司马曜通过亲近僧尼乳母等群体，构建了一个依赖皇权的宗教网络，从而强化对社会基层的控制。

总结来说，司马曜搞迷信活动，不仅是个人堕落的表现，更是基于利益和权力的算计：

通过佛教网络巩固政治权力、掠夺经济利益，并利用宗教进行心理逃避和社会控制。

然而，这种策略是长期且缓慢的，也严重损害了士族门阀的利益。

门阀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流血，吴郡陆纳那句“纤儿欲撞坏之邪”，道尽了士大夫阶层的愤怒。

司马曜只要稍有不慎，只要打一个盹，就会落得个玩火自焚的下场，士族门阀不会任由皇帝胡来。

为什么司马曜躲在宫里喝酒？就是这个原因啊，宫里最安全，喝酒能镇静和壮胆，外面有太多的不可预测性。

最后司马曜一不小心死于非命，士大夫集团猛烈反扑，一件半途而废的事，反而加速了东晋的衰败。

总而言之，司马曜集权的思路是有特定意义的，是较彻底的，他已抛弃了传统的朝堂斗争，而从小处着手，将手伸进基层，想要将门阀连根拔起。

虽然司马曜失败了，但以宗教打击门阀的思路被后世帝王继承。

于是唐朝的杜牧叹曰：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正是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加强集权的实证，只是后来门阀倒下去了，但宗教又成了尾大不掉的新问题，可谓是过犹不及。

司马曜的“佛祖政治”虽败，却给后世留下重要启示：

宗教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可强化皇权，用不好反伤自身。后来“三武一宗”灭佛，正是对宗教势力反噬的清算。

利用宗教，其实是封建皇权的无奈之举，一个强大有力而得民心的政权，是不屑于这样做的。

宗教？教皇有几个师？都练队列喊口号去！这实际是对宗教的祛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