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品中正制漫谈中国历代选官制度Ⅰ：皮鞭下的奴隶！（上）

从九品中正制漫谈中国历代选官制度Ⅱ：东风夜放花千树（中上）

从九品中正制漫谈中国历代选官制度Ⅲ：切蛋糕的人，士族的崛起（中）

从九品中正制漫谈中国历代选官制度Ⅳ：平民化的帝国（中下）

今天写九品中正制的最后一篇，首先咱们必须讲一讲什么是九品中正制。

首先是中正官，所谓中正官，就是负责对各地人才进行评判的负责人，汉末十多个州，每州下辖五六七八各郡，合计几十上百个郡。

每个州设大中正，每个郡设置小中正，大中正负责辖区各郡人才评判，小中正负责下辖各县人才评判。

比如说我的老家江西，在汉晋之际属于扬州刺史部的豫章郡，扬州刺史部有六个郡，江北有九江、庐江两郡，江南有吴郡，丹阳、豫章、会稽四郡。

那么按照九品中正制的搞法，扬州的大中正由六郡长官推举产生，豫章郡的小中正由豫章郡下面的各县推举产生。

郡一级的人才评判，州里的大中正来主持；县一级的人才评判，郡里的小中正来主持。

所谓中正，说白了就是裁判。但九品中正制度下的裁判，那是既能吹哨，又能下场踢球的存在，这谁扛得住？

中正的裁判性质毋庸置疑，毕竟他负责人才的评判，谁能评上品，谁能评下品，中正的影响力很大。

咱们着重说说中正是怎么下场踢球的。其实也很简单，大中正是由各郡长官推举产生的，那么大中正上位以后必然就要代表各郡长官的利益。

否则的话，你要是不按照各郡长官的意思评判人才，而是自己乱来，那下一届大中正一定不是你了，严重点的，你要是敢乱来，能不能把任期坐满都是个未知数。

所以说白了，各郡长官要想提拔谁，只需要跟大中正打个招呼基本就稳了。小中正同理，县长要想提拔谁，只需要跟小中正打个招呼基本就稳了。

当然了，你要是郡里或者县里的纳税大户，或者是跟郡县长官有裙带关系，或者直接掏钱，那也不是不可以，反正你只需要搞定郡里或者县里的任何一个有话语权的官员就够了。

至于中央，中央只是拱手而已，大小中正把人才判定的名单往中央一递，中央任用各级官员，就只仅限于在名单里做文章，就好像孙悟空只能在如来手掌心随意翻跟斗一样。

这是晋朝建立以前，也就是三国鼎立时期，九品中正制度下的人才选拔方式，大家可以尽情畅想，大小中正的名单上都会是些什么人。

在晋朝建立以后，全国一统，中央对于拉拢地方势力的需求减弱，开始加强皇权，收回地方郡守推举大中正的权力，改由中央的司徒任命，小中正的人选由大中正推荐，只需要经过司徒走个流程下委任状即可。

但咱们都知道，晋朝的大一统时间拢共加起来也没多少年，八王之乱一闹，西晋中央政府权威荡然无存，哪里还有能力把控九品中正制？于是便又回到了中正官由地方长官推举的老路上。

紧接着就是衣冠南渡，王与马共天下，东晋建立后偏安一隅，北方还有强大的游牧民族，东晋皇帝为了拉拢士族，就更不敢收权了，当然了也没有这个能力敢去捅这个马蜂窝。

从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到隋朝建立，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用的都是九品中正制，地方长官推举中正，中正评定人才，中央拿着中正提供的花名册加以任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野大小官员都是九品中正制推举出来的，而且外面还有强大的北方政权，你说哪个胆肥的皇帝敢去捅九品中正制这个马蜂窝？

你皇帝敢出手，我地方势力就敢让你暴毙！这九品中正制可是有权有势的地方势力安稳的上升通道呢，谁敢挡路？

这是其一，九品中正制度下，大小中正既吹哨子又踢球，免不了就要吹黑哨，这样说是不准确的，应该说几乎从来就没吹过白哨。

其次是评定人才，九品中正制度是怎么评定评定人才的呢？分为两个板块，第一是家世，第二是行状。

州郡的大小中正，依据家世和行状对士子进行品级评定。

家世即家庭的出身和背景，指父祖辈的资历仕宦情况和爵位高低等。这些材料被称为簿世或簿阀，是中正官必须详细掌握的。

行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相当于品德评语。魏晋时的总评一般都很简括，如“天材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

熟悉历史的朋友，稍微一嗅，就知道这是个烂制度，极度的不公平，或者说九品中正制是专门为有钱有势者服务的选官规则。

宰相的孩子未必有宰相之才，平民的孩子也未必就没治世之才，现在把家世拿出来评人才品级，这样选出来的人才，又怎么能真的有才？

行状就更离谱了，所谓行状，不过就是德和才，德这个东西是潜规则而不是显规则，只可以在内心品，不可以拿到台面上衡量一个人。

如果将德拿到台面上衡量人才，那就会造成德这个标准的失效，只会催生欺世盗名之辈。

一个人的客观才具如何，也不是区区一个中正可以评定的，即使是现代的考试，也无法全面客观的评定一个人的才华。现在九品中正制将之归纳为简单的一句评语，岂不是大大的偏颇。

偏颇尚且不谈，大小中正本身就是主观的，他们有自己的立场，是无法给出相对客观的评价的。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郡里的小中正是你舅，你能在相关评定流程里面得到负面的评定吗？

或者说你是乡里的乡贤，直接把小中正给一通贿赂，你儿子在行状这一项得到的评语能差吗？

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好坏全凭中正一张嘴。所以资治通鉴读史悟道敖让以为，九品中正制度，其实就是个烂透了的，专门为有钱有势者服务的制度，形同儿戏。

治国之关键在于选官，为什么如此神圣的选官制度却在几百年中形同儿戏？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不是九品中正制儿戏，而是时代儿戏，推出这一制度的人儿戏。

任何制度，都是需要人执行的，也是需要人贯彻认同的，九品中正制能够成为显规则。

这就说明这个时代地主豪强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所以倾向于他们的规则会以法律的形势确认下来，推行开来。

上一篇咱们讲到，汉武帝时期不还是平民社会吗？怎么到东汉末就成了豪强社会了？这几百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什么也没发生，只不过是安享了几百年的太平而已，但恰恰就是这几百年的太平，让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主要有两条线，第一是皇权的衰弱，从根本上说，皇家是最大的地主豪强，但皇帝作为地主豪强的代言人，并不是完全和地主阶级站在同一个阵营里的。

皇帝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更希望看到的是整个国家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下，有且只有一个核心，那就是皇帝，这样所有人才会仅仅团结在皇帝的周围。

可要是地方上又出了小核心，那这无疑就会抢夺皇帝的权力，所以，皇帝天然的就有不断打击地方豪强的需求，以防止地方上板结成块状。

这个问题其实总结下来，就叫做皇权和相权之争。但遗憾的是，皇权是永远争不过相权的，这毋庸置疑。

皇权的传承方式是父子继承，传成什么样的傻子都是有可能的；而相权传承的方式是自由竞争，只有最有心计，最有手段，最有气运的人精才能爬上宰相的位置。

在这样的情况下，皇权强势强势碾压相权只是一时，大多数时候都是宰相带着官员群体玩弄皇帝与股掌之间。毕竟一个继承来的皇帝怎么可能斗得过击败无数竞争对手爬起来的人精呢？对吧。

这就来到了咱们要讲的第二点，相权的增强。一个国家就这么大，资源就这么多，蛋糕就这么大，分配方式就那么多。这个权力不是皇帝在行使，那么必定就是官员在行使。

在皇权强大的时候，主基调必定就是中央集权，盐铁专营，反腐倡廉，精兵简政；而在相权强大的时候，主基调必定就是九品中正，国有资产被某几个家族长期把持，腐败蔚然成风，冗官冗费多如牛毛。

中央集权下皇权强大，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比较有利的，毕竟皇上只有一个身子一张嘴，只要不是穷奢极欲到极限，其实也都还好。

怕就怕相权强大，皇帝管不上事，官僚阶级趴在老百姓身上吸血，最后搞得国库空虚，百姓疲敝，唯独肥了一大群大腹便便的官老爷，这个是最可怕的。

而和平时期，一旦出了个能力低下的皇帝，往往就是官僚阶级滋长的温床，而官僚阶级一旦完全拿到分蛋糕的刀，必定就会在地方上形成无数显赫的大家族。

两汉的情况大抵就是这样，几百年和平下来，皇权越来越式微，而相权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就是官僚阶级操弄权柄，在地方上滋养出无数的世家大族。

这些世家大族盘踞在地方，吃最有营养的饭，干最少的活，交最少的税，甚至不交税，但帝国的开支一点没变少，甚至由于冗官多了支出也变多。

如此一来海量的税赋便全落到了老百姓身上，老百姓负担不起便开始跑入身上，脱离户籍制度。

紧接着就是中央征税不上，地方上豪强满嘴流油，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椎之地，一个组织走到这一步，也就该死了，要么死于外敌入侵，要么死于民变，要么死于地主阶级的偷梁换栋外加人口消灭。

事实上汉朝政权运行到王莽时期就已经运行不下去了，压迫太大，空转的人口太多，但这一时期的绿林赤眉起义被以刘秀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窃取了。

刘秀建国，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分配方式，只是因为战争中人口大量的消耗，使得方方面面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

地主还是地主，贫民还是平民，这一现象持续保持到东汉末，于是便滋养出了超级大的地主阶级，比如说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等。

这个就叫士族门阀，因为朝中长期有人当官，大量的门阀得到政策滋养，越做越大，人口越繁衍越旺盛，最后甚至成为一郡一姓的大家族。

而东汉末年的乱世，其实基本就是家族之间大家抛开皇帝的互相厮杀，最后大家都杀服了气，最终才形成西晋开国的形势。

而九品中正制，正是这样的形势下所产生的制度，既然世家大族已经把持政治，难道他们会制定不为自己服务，甚至是不利于自己的制度？

所以敖让以为，不是九品中正烂，而是整个时代都烂掉了，九品中正制度就好像当时的地主庄园经济一样，这是一个阶级想对另一个阶级实行永久的剥削和压迫的具体体现。

或者说，这是强者对弱者的压迫，在秦皇汉高之际，六国贵族屠戮殆尽，大家的起点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我的家族经过五百年二十代人混成了屡世两千石的官宦世家，而你的家族混了五百年二十代人依然还在土里刨食，我利用自己制定规则的便利，将你永远压在五指山下剥削，这很合理吧？

合理是合理，但合的是人的道理而不是天的道理。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九品中正制度就是典型的损不足而补有余，只会让阶级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合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政治粘性越来越差。

所以西晋并不是乱世的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之后的五百年，又是一个大乱世，有这样明晃晃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制度，脱离群众，少数人压着多数人统治，怎能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