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接上篇文章：为什么说天下兴亡，百姓皆苦？

上篇谈到，中国封建王朝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导致周期性的治乱循环不断，进而天下兴亡，百姓皆苦，让老百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问题。

这其实大概就是黄炎培先生所提出的“历史周期律”问题。

1945年，黄炎培、傅斯年等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

黄炎培在延安看得很仔细，过得也很舒心。毛主席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

这次谈话促使黄炎培从延安回来撰写一本书，叫《延安归来》。在书中黄炎培回忆了他和毛主席的这段谈话，就是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内容。

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黄炎培直言相答：

“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主席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毛主席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人称“窑洞对”，又称“延安对”。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提到，当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资治通鉴读史悟道敖让以为，要更好的克服历史周期律，必须有以下三个坚持

一、坚持制度创新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自古以来，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国家，都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三千年来，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封建王朝，这是大家所有目共睹的，也是自然之理。

但三千年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长江、黄河就在那里，泰山、东海也在那里。

她们就静静的矗立在那里，见证着中华大地一代代的兴衰荣辱。

尽管三千年前的黄河不是现在的黄河，三千年前的东海不是现在的东海，她们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调整自身。

但长江还是长江，黄河还是黄河，泰山还是泰山，东海还是东海，孕育着中华文明的整体框架，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一生态体系就一直静静的矗立在这里。

为什么长江黄河能够跳出历史周期律，永续存在？而长江黄河孕育出来的封建国家却不能呢？

为什么有三千年不变的生态体系？却没有三千年不灭亡的国家？

资治通鉴读史悟道敖让以为，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人的思想，人是有思想欲望的，物是没有思想的。

自开天辟地以来，西高东低，水向下流，形势使然，注入东海以成其大。长江黄河是无我的，她们浑然天成。

长江不会说你这水不够清，我不要；黄河也不会说你这水不够浊，我反对；泰山不会说你这土不够肥，我拒绝；东海也不会说你这水不够绿，请出门左转不送，顺便把门关上。

泰山不拒细壌，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江河海岱，客观上她们只会一往无前地收纳有利于大局的东西，从不打自己的小算盘，她们是无我的；

正是因为山河无我，所以亘古永恒。而人则不太一样，人有思想，有好的思想，也有坏的思想。

好的思想能更好的收纳有利于大局的东西，坏的思想则反之。

所以，一个组织要永葆青春，正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长江黄河浑然天成，因为无我。

我们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地反思反省，不断地提高觉悟，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最终才能达到无我的状态，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这是个人在建设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上的崇高觉悟和伟大使命。

但避免不了极少数人总是缺乏觉悟感和使命感的，他们总是自行其是，需要集体和组织的帮助才能不断提高。

这就要求在集体组织层面，更好的坚持党的领导，更好的不断坚持制度创新，充分尊重人性中的小我，严厉打击人性中的自我，大力弘扬人性中的无我，

一花不成春，独木不成林。一个人的无我，只是蜡炬成灰泪始干。一群人的无我，才能众人拾柴火焰高。

二、坚持科技创新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大力发展科技，国家才有未来，民族才有希望，老百姓才能一直有美好的生活。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发展科技才能兴中国，只有不断坚持科技创新才能更好的跳出历史周期律。

咱们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孕育着极具智慧的中华民族，科举考试制度就是一个很好地保持阶级流动的制度。

可是这么优秀的国家，这么有智慧的民族，科举制度却拖到隋朝才开始施行，要到宋朝才开始全面普及。

这是为什么？难道说这是因为没人意识到科举考考试制度可以更好地促进阶级流动，更好的让组织保持生命力吗？

不是的。

资治通鉴读史悟道敖让以为，不是老祖宗没想到，而是隋唐以前，生产力匹配不上科举考试制度，条件不成熟。

为什么敖让这么说呢？因为科举制度的施行是有前提条件的。

第一是知识的普及

虽然说造纸术东汉时期蔡伦就已经发明了，但真正普及到老百姓能消费得起，还得到唐宋时期。

而且雕版印刷发明于唐朝，活字印刷发明于宋朝，没有低成本的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知识就没办法普及。

知识没办法普及就成了小圈子所垄断家学，所以知识不普及，开科举考试又有什么用呢？来来去去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就那么些人，考试的还是那些人。

造纸术与印刷术带给老百姓文化知识以前，会治理国家的也就只有小圈子里那几伙人，开科举考试有什么意义？总不能不考申论策论比插秧吧？

所以没有造纸术印刷术的普及，就算开了科举，去参加考试的不还是世家大族里的那些人？

只有造纸和印刷跟上来了，世家大族的只是垄断地位被摧毁，老百姓也能识文断句，也能四书五经，科举制度才真正的发挥作用。

所以宋朝的汪洙在诗里感叹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第二是生产力的发展

搞科举，前提条件是要读书，而一个家庭要想供养读书郎，首先就必须在生产上有劳动剩余。

要是饭都吃不饱，连种田劳作都忙不过来，恐怕是没什么时间读书的。即使忙里抽闲有条件读书，由于没有劳动剩余，没办法请先生开小灶，也很难卷赢那些完全脱产读书甚至请特级家庭教师的。

为什么科举制度要到隋唐才开始正式实行？就是因为两汉的单位粮食产量太低了，根本难有劳动剩余，普通人供养不起脱产的读书郎，而两汉后面又是几百年的乱世，不用谈了。

不坚持科技创新就难以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力就难以施行科举制度。

即使你强行施行科举制度，参加科举的也会全是地主老财家的儿子，因为穷孩子根本读不起书，甚至连进京赶考的路费都没有，读书人和有钱人、地主是高度重叠的，这样的科举制度和举孝廉又有什么区别？

由此可见，不坚持科技创新，是行不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持续坚持科技创新，就无法持续坚持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制度创新打开了局面可以促进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打开了局面同样可以促进制度创新。

咱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地继续坚持科技创新，才能继往开来，更好的破解历史周期律，共产主义社会必定是需要坚持科技创新，必定是要生产力高度发达的。

三、坚持教育创新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的长治久安离不开教育的支持，人民的幸福生活也离不开教育的滋养。

随着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广泛运用，加上生产力的发展，老百姓初步有了劳动剩余，文化知识初步普及。

文化知识初步普及，平民阶层进而大跨步打破了世家豪族的政治垄断，也能够有能力参与到治理国家的行动中来，这是科举制度发轫的开端。

造纸、印刷、生产力的提高，这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进阶版就是科技创新。

正是因为有了科技创新，科举考试制度才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这叫科技创新推动制度创新。

同样的，由于有了科举、高考等考试制度，再加上我党不计成本的大力度的扫盲，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正是由于人人都识字，人人都会算数，人人都有数理化基础，中国人民才能在党的领导下，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从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升级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取得了震古烁今的辉煌成绩。

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空前壮举，试想一下，如果老百姓连字都不会认，算数也不明白，数理化也不懂，怎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机床谁来操作？飞机大炮谁来造？哪里会有咱们现在各行各业健全的供应链

没有足够具有基本的文化修养的人口，没有足够具有数理化基础产业工人，各种高科技图纸摆在你眼前，你连合格的工程师都找不到，也造不出来啊。

因此在坚持科技创新的叙事里，教育创新又是其核心全面扫盲的进行，九年义务教育的进行，本科率的提升，全民教育的普及，是我党七十年来不断教育创新的具体体现。

正是因为有了高素质的人口，才有70年来大国崛起的伟大征程，如果我们的整体国民素质，还像晚清那样愚昧，没有不断坚持教育创新的时代底色，大国崛起又从何谈起呢？

几十年的应试教育，大范围的普及了文化知识，为国家注入了无限的发展潜力，这种教育创新是伟大的，纵观中国古代史，从未有过的。

这正是群众路线和封建王朝的不同之处，封建官僚可不会主动鼓励甚至督促你学习文化知识，他们希望你越傻越好，这样才利于封建统治者更好的剥削和压迫。

然而，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知识知识，就是知和识，当代青年大多知多识少。知，是学校教育应试教育无差别灌到脑袋里去的。而识，却需要自身的明辨是非，需要自身的判断。

全面扫盲，九年义务教育，本科的普及，可以把知塞到我们的脑子里；但在识上的教育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梁启超说，少年中国，少年强则国强，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青少年接受什么教育，就会产生什么思想，有什么思想，就会产生什么行为。

智识，尤其是青少年的智识，是决定这个国家政治创新和科技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

电影市场是迎合观众的，大多数观众的品味在哪里，市场上就会出现怎样的电影。只有大多数观众的智识不断提高，中国电影才能源源不断的产生经典影片。

政发于庙堂，却萌于民心。人民只有增长智识，才能更好的拥护党的领导，不为居心不良者所蛊惑，乱弹琴。

民众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决策，但却可以影响蛋糕是如何分配的，民众越具有智慧与担当，其生产关系就越合理，其生产力水平就越高。

而读历史，鉴于往事，以资治道，就是一个很好地提高民众智识的方式。民智则人不敢欺，不欺则能够在社会分配中得到争取到应有的劳动成果。

人人都能得到相匹配的劳动成果，则生产关系高度融洽，国家欣欣向荣，人人积极向上，必将在这片土地孕育出更高级的生产工具。

从而带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最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辅相成，琴瑟和谐，生产力高度发达，达到并长久维持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

而这一切的前提，并不是靠某一个人，而是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勇气去争取本该属于自己的利益；都有智慧不因目光短浅而受无良之人的诓骗，知好坏，识利弊，懂兴衰，有担当。

道阻且长，敖让德薄才浅，解读资治通鉴，其实也不过是想为社会的发展出一份微力，更好的促进人民智识的增长。

如果幸运的能起到万分之一的功效，亦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