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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资治通鉴》魏纪 烈祖明皇帝 青龙二年 公元233年

蜀庲降都督张翼，用法严峻，南夷豪帅刘胄叛。丞相亮以参军巴西马忠代翼，召翼令还。其人谓翼宜速归即罪。

翼曰：“不然，吾以蛮夷蠢动，不称职，故还耳。然代人未至，吾方临战场，当运粮积谷，为灭贼之资，岂可以黜退之故而废公家之务乎！”

于是统摄不懈，代到乃发。马忠因其成基，破胄，斩之。

【译文】蜀汉庲降都督张翼，用法严峻，南夷首领刘胄起兵叛乱。丞相诸葛亮命参军巴西郡人马忠接替张翼，调张翼返回成都。来使告诉张翼应即速返回谢罪。

张翼却说：“不对，我是因没能力平息蛮夷叛乱被召回，可接替我的人还未到达，而我正身临战场，应当转运粮食积存谷米，作为平叛的资本，怎么可以因遭罢黜而使国家军务荒废呢！”

于是张冀继续统筹兼理毫不松懈，马忠抵达后才出发返回。马忠利用张冀打下的基础，击败刘胄，并杀了他。

【解析】一、执行政策既要严格又要灵活

严格的制度，是维护秩序的重要保障。张翼作为庲降都督，严格执法是本分。但又因为过于严厉，导致了南夷豪帅刘胄叛变。

这说明咱们在处理问题时，既要有原则性，也要注意方法和手段的适度。合适的制度加上执行者的适度灵活，能够稳定社会形势，维护和保障人民的利益。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规章制度也不可能时时事事都符合时宜，有时候也需要执行者根据形势，主动地去干预和纠偏，教条的执行制度条文，而罔顾实际情况，是办不好事的。

不仅办不好事，可能还会坏事。比如说材料中的张翼，就坏了诸葛亮的事。

第二年诸葛亮就要发动北伐了，结果现在张冀却把南中的豪帅逼反，这就是没有灵活执行政策的体现。

在讲原则的基础上，干部光严格执行政策是不够的，该严格的时候要严格，该灵活的时候就要灵活。

逼反了刘胄，第二年诸葛亮就要北伐了，现在南中因为反叛，不仅无法为北伐大业提供兵源和粮草，反而还要消耗朝廷的精力和钱粮来平叛，这岂不是与蜀汉的基本国策南辕北辙？

年轻的时候，我将申韩之论奉为圭臬，崇尚荀子的性恶论，认为只要依照法度行事，严格执法，就能够维持社会秩序。

但慢慢的看法就有些变了，法度是有局限性的，而人们的行为却是多变的，因此执行制度也应该有所变通。

后来看《庄子》，慢慢的就觉得，圣人应不凝滞于事物，迷信制度是要不得的，制度也是事物，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人。

面对时代的发展，以及多变的情况，有时候你就是得灵活一下，至于是往哪个方向灵活，这就要看人的良心了，而这正是儒家的作用所在。

教化人心和更新制度一样重要，大多数人人心的善恶，其实就决定了灵活的方向，到底是把制度灵活得更好，灵活得更坏，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灵活，还是为自己而灵活，这是儒家需要解决的问题，要让人心向善，讲奉献，讲付出。

但无论怎样，不灵活执行政策肯定是不行的，这就好比一个好警察，往往不是满嘴法条的，该灵活的时候还是得灵活，你讲法条其实并不好解决基层问题。

这就好比大泽乡起义，为什么起义？失期当斩啊，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死国可乎？盲目的套用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而不看客观情况，往往就是火上浇油。

如果这个时候，有政策的执行者能灵活一下，大家何必跟着陈胜吴广造反呢？

因此敖让以为，制度本身是消除矛盾的，而不是制造和激化矛盾的。执行制度，既要严格也要灵活，该严格时严格，该灵活时灵活，切不可偏执一端，像张冀一样铸成大错。

规定是死的，而情况是活的，因此规章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须不断地发展和改进，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和进步。

而当规章制度还没赶上情况变化的时候，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靠执行者的灵活性，政策的执行必须具有弹性，才能适应现实情况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执行者得有良心。

二、领导者应该有坚定的决心和使命感，全心全意为大局考虑

诸葛亮召回张翼，任命马忠继任，是因为张冀不实事求是的政策，把南中的情况搞得很复杂，甚至是影响了大局，同时又没有能力解决自己制造的问题，从这一点上讲，张冀的工作是失败的。

但为了稳定军心，加强领导和组织，张翼面对中央委派的新领导还没到任时，可以不顾个人的名誉和前途，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职责，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尚可称之为灵活执行政策，保障了战争所需的粮食和物资。

这与执法严苛把南中搞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由此可见领导者不仅应该有灵活变通的手段，也应该有坚定的决心和使命感，更应该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秉持着对组织、对事业、对人民讲良心的高度责任感。

张冀在这方面，是经受住了考验的。庲降都督作为蜀汉政府在南中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机构的长官，其权力大得很。

“庲降” 乃招徕、降服之意。现在大渡河以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的广大地区都归张冀管，像张冀这样的人，位高权重，违抗命令的后果那是很严重的，作为中央政府，最忌讳的就是地方大员自行其是。

而且成都派来的使者，已经明确告诉张冀了，希望他赶紧回成都领罪（其人谓翼宜速归即罪。）在这种情况下，张冀还固执地在南中主持事务，坚持要等到马忠来后再交权。

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如果说使者的话是诸葛亮的意思，那你张冀是想违抗命令咯？

如果使者的话是使者自己的意思，那你张冀比诸葛亮想的还周到咯？诸葛亮都没想到的事情，被你给想到了，要不这丞相给你来当？

所以，看到没有，不管怎么样，从个人角度出发，其实现在立刻交权回成都，是最优解。

退一万步说，即使是使者自己的意思，张冀现在不听他的，还驳斥他，这不得罪人吗？使者回去添油加醋一捣鼓，张冀弄不好就要倒大霉。

所以说，张冀选择暂不回去，而是继续留在南中转运粮草，从个人前途上来看，是不利的，立刻回去，至少从政治上来说不犯错误，迁延不回，领导在成都怎么看你，你是何居心？

但从大局上讲，此时张冀留在南中转运粮草，确实是对于接下来马忠平定叛乱是有利的。

这里面张冀所要面对的问题，其实是到底要先保全自己，还是先保全大局的问题。

想保全自己，那便要放弃大局，想优先照顾大局，就必须放弃对自身来说万无一失的选择，等主持完粮草转运工作再回成都，中央怎么看张冀，就不好说了。

三、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属

张冀是幸运的，他碰到的是诸葛亮这样开诚心布公道的领导，所以张冀经历了这件事，并没有被视为政治错误，反而被视为政治亮点（《三国志》：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闻而善之。）

张冀坚持留在南中主持工作的行为，不仅有抗命的风险，而且有揭穿领导工作失误的实锤，这等于打领导的脸。

如果说诸葛亮没限定张冀什么时候回来，这是诸葛亮工作疏忽，进而造成下属疑惑。

如果说诸葛亮限定了张冀必须马上回来，这也是诸葛亮的工作疏忽，没有将南中的情况考虑周全。不管怎么说，这都是诸葛亮的问题。

张冀为什么敢于指出这个问题，而且坚持在南中主持工作，直到新任的领导到来呀？

这除了张冀自身不顾得失、优先考虑大局的珍贵品质外，更重要的是诸葛亮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政治形象，张冀敢于这样做，也是基于他了解诸葛亮，不会这么敏感和小气。

像张冀这样的下属，不怎么会谋身，这在大多数职场环境下是混不下去的，正是因为有诸葛亮这样的领导在，这样低情商的人才能获得重用。

我们常常讲，情商情商，情个屁，讲情商讲情面有时候往往就坏了大局，该讲的时候要讲，不该讲的时候就绝不能讲。

如果不讲情商也可以有好的发展，甚至比讲情商的人有更好的发展，谁愿意讲情商呢？时刻委屈自己托着别人交际不累吗？

但是换个角度讲，环境是最能改变人的，当你因为不讲情商，不会溜须拍马，不会揣度领导而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自然就难免向大环境屈服，这并非人的本心，而是生存的本能罢了。

上有所好，下必有所趋嘛，像张冀这样的人，眼里只有活，却没有领导的情面，如果碰到的不是诸葛亮这样的好领导，有的是苦头吃。

或者我们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有了诸葛亮这样开诚布公的好领导，像张冀这样的下属，才有好的生存空间，有好的生存空间了，下属自然就愿意做这样的人了，这样的人多了，大环境自然也就更好了。

而如果说作为一个领导，如果过于狭隘和自私，那这样的人就会慢慢的灭绝，要么被打倒了，要么得不到提拔。

而剩下的聪明人，就都会选择讲情面、讲情商，事事以领导者的个人利益为准绳，去揣度领导者的心思，并以此为行事标准，以求进步。

这样一来，组织内部就没有真正为大局考虑的人了，人人都自私自利，那组织的生存都成问题，想要攻坚克难的发展又从何谈起呢？

在这一点上，诸葛亮和李世民就做得比较好，李世民为什么能容魏征上蹿下跳？千金买马骨罢了，能容得下魏征，大家看见了就敢讲真话、办实事、顾大局。

大家都讲真话、办实事、顾大局，那贞观之治的到来自然也就不那么难了。所以敖让以为，为政之要，还在于正本清源，沙漠里是很难长出参天大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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