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资治通鉴》晋纪 孝惠皇帝 太安二年 303年

初，陶侃少孤贫，为郡督邮。长沙太守万嗣过庐江，见而异之，命其子结友而去。

后察孝廉，至洛阳，豫章国郎中令杨晫荐之于顾荣，侃由是知名。既克张昌，刘弘谓侃曰：“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后当居身处，今观卿，必继老夫矣。”

【译文】当初，陶侃年幼丧父，家境贫寒，担任郡督邮。长沙太守万嗣经过庐江，见到陶侃后，对他的德行和才能感到惊异，便令其子与陶侃结为朋友才离开。

后举孝廉，陶侃到洛阳，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向顾荣推荐陶侃，陶侃因此有了名望。等到平定了张昌，刘弘对陶侃说：“我过去担任羊公（羊祜）的参军，他说我以后定能到他的地位，今天看到你，一定能够继承老夫我。”

【解析】一、前期靠交游

很多人看不懂“陶侃少孤贫，为郡督邮”这句话。督邮是郡中管纪律的官员，当初刘备怒鞭督邮后弃官逃亡，鞭打的就是从郡里下来巡察的督邮。

这句话并不是说陶侃因为贫穷而当上了督邮，少孤贫与为郡督邮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两句话，中间有故事。

陶侃之父为东吴扬武将军陶丹，后来东吴亡了陶丹死了，陶侃家道中落，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自然少孤寒。

但幸亏陶侃有文化底子，能处理公文，所以在家乡谋了个县吏的差事。《晋书》父丹，吴扬武将军。侃早孤贫，为县吏。

官是官，吏是吏。按陶侃的条件，想在门阀林立的两晋谋求进步，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天是吏，终生为吏，这才是常态。

让陶侃命运发生改变的，是一个叫范逵的人，他是鄱阳郡的孝廉。

有一天，范逵路过陶侃家投宿，陶家一无所有又没做准备，仓促间竟无以待客。

其母湛氏便剪下长发换酒菜，砍下几根屋中的柱子当柴火，又将平时坐卧的草席裁下一半，碾碎替客人喂马。

当天的接待很成功，范逵一行人畅饮极欢，连仆从都受到了超乎想象的接待。

《晋书》其母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余里。

古人说十里相送，等到离别时，陶侃又追送范逵百余里。其倾心待人如此。范逵深受感动，也大受震撼，离别时就问陶侃：“卿欲仕郡乎？”

陶侃答：“欲之，困于无津尔。”（想，但苦于无人引荐）

于是范逵后来见到庐江太守张夔时，极力赞美陶侃。范孝廉举荐的人，张夔很重视，便召陶侃为郡督邮，兼领枞阳县令。

《晋书》逵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

陶母湛氏是历史上的“四大贤母”之一，这个故事叫“截发延宾”。通过此事，咱们可以深刻感受到湛氏母子的上进心有多强烈。

为了接待贵宾，母亲把头发剪了，把家中的草席裁了，甚至连家中的柱子都砍下来当柴烧，这种强烈的上进心和低姿态交游习惯，不是寻常人所能有的。

陶侃家为什么家徒四壁？

敖让以为可能就是搞接待搞穷的，否则好歹也是个县吏，不可能穷到家徒四壁。范逵肯定不是第一个被倾心接待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陶侃的交游习惯就是这样。

担任督邮后，有次庐江太守张夔的妻子生病了，需要到数百里外接医生来救治，当时天寒地冻，正下着鹅毛大雪。

对于该任务，郡中僚属们都面露难色，唯独陶侃主动请求前往，大家都佩服他的礼义。所以，张菱很受感动，再次向朝廷推荐陶侃为孝廉。

《晋书》侃独曰：“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乃请行。众咸服其义。

通过这两件事可以看出，陶侃重视交游到了一种很极端的程度，咱们大多数人都难以做到。

很多人无法进步，都是因为迈不开这一步，这不是懂不懂的问题，而是愿不愿的问题。

咱们大多数人，只要身上稍微有点能耐，就有股子傲气，比较清高和矜持，不愿过于放低姿态，认为这才是读书人该有的风骨，更害怕旁人的风言风语，真像陶侃这么干，会感到不适应。

咱们大多数人都卡在这一步了，谈不上孰优孰劣，这只是一种选择，人都有权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二、中期凭本事

参详陶侃前期的仕途，基本就是靠广泛地交游来驱动。当然了这也和陶侃自身的才能分不开。

但有才能的人很多，可是有才的人一般都傲，或者放不开，又或者自由不羁。

一个傲气的人才和一个恭敬的人才都能胜任这个岗位，领导会提拔谁？所以敖让以为，陶侃前期的仕途，主要还是靠低姿态交游。

但南北自有衣冠，单纯的交游总有融不进的圈子，有些人是陶侃舔着脸都巴结不上的，所以陶侃的仕途也曾长期不畅。

陶侃以孝廉身份到洛阳后，又去拜见名重一时的张华。由于陶侃是南人，张华一开始不太待见，但陶侃坚持拜访，张华见其甚有见地，又很恭敬，所以以其为郎中。

《晋书》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无忤色。华后与语，异之。除郎中。

实质上张华还是因为圈子问题有顾忌，不太愿意待见陶侃，如果张华真重视陶侃，郎中只是最低门槛，还会有后续。

陶侃因为出身寒微，又是南人，在洛阳官场上是很受歧视的，张华可能也不愿打破这种氛围。这很正常，毕竟当时在北方连陆机、顾荣这种江东大佬都吃不开。

比如说将陶侃推荐给顾荣时，杨晫与陶侃共同前往，当时吏部郎温雅就提醒杨晫说：“你怎么和小人同乘一辆车呢？”《晋书》吏部郎温雅谓晫曰：“奈何与小人共载？”

陶侃在洛阳兜兜转转，一直也没有啥进步，靠交游求发展的那一套不灵了，一切只因为阶级和圈子不同，当时的政局是北方士族主导的。

陶侃在洛阳，转了一圈，最后还是东吴的亡国宗室孙秀收留了他。

《晋书》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

如果天下承平，陶侃这辈子估计也就这样了，因为融不进圈子，没有用武之地，而规则又被北方士族定义了。

但是，起风了。

随着八王之乱的不幸发生，整个中原开启了大乱斗模式，诸侯王以及士族门阀为了卷死政敌，不得不抛开成见，向下寻找有能力的寒门加以任用。

混乱是阶梯。像孙秀、张方、陶侃都是这时涌现出来的，不同的是前两者被卷死了，而陶侃成功了。

由此可见得志太早也未必是好事，孙秀、张方等人被卷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志太早，所在阵营受到了各方面的攻击。

当八王之乱进行到长沙王司马乂掌权时，天下彻底乱了。

雍凉是听调不听宣的河间王说了算，益州被氐族的李雄割据了，成都王司马颖又虎踞河北，五部匈奴正在密室中谋划建国，幽州的王凌也和鲜卑联姻图强。

江淮以南的流民起义更是乱，流民帅张昌的武装势力遍布南方，搅乱了西晋的半壁江山。

《资治通鉴》张昌党石冰寇扬州，败刺史陈徽，诸郡尽没；又攻破江州…于是荆、江、扬、豫、徐五州之境，多为昌所据。

在张昌的攻势下，朝廷和地方派出讨伐张昌的江夏太守弓钦、骑督靳满、监军华宏、平南将军羊伊、前将军赵骧、镇南大将军新野王司马歆等人，都纷纷折戟沉沙。

《资治通鉴》昌至樊城，歆乃出拒之。众溃，为昌所杀。诏以刘弘代（司马）歆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讨伐张昌而栽跟头的领导前仆后继，级别也越来越高，连新野王司马歆都战死了，朝廷的每一次失败都让流民问题愈演愈烈。

由中央主导的征伐接连受挫，所以这时候三刘开始冒头，三刘即刘弘、刘沈、刘乔。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魏晋统治者对姓刘的是很提防的，一般不任用刘姓官员带兵打仗，不任用刘姓将领当军事主官，更不任刘姓主官在户籍地带兵打仗。

但这一次，流民猖狂，而上面派下来的又都是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西晋当局实在是没办法，不得不依靠在地方上有威望的力量来收拾烂摊子。

于是，在幽州当守夜人的宁朔将军刘弘被调往南方老家戡乱。《资治通鉴》诏以刘弘代歆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刘弘是南人，熟知本地风土人情，素知南士之贤能与否，他到任后马上提拔陶侃等人协助戡乱。

而陶侃也不负期望，在对张昌的作战中屡战屡胜，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击败张昌，为南方的平定一锤定音。

《资治通鉴》侃等屡与昌战，大破之，前后斩首数万级，昌逃于下俊山，其众悉降。

张昌之乱的平定，让陶侃一战成名，不久便被刘弘表为江夏太守兼鹰扬将军。

更为关键的是，类似于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由于战争调度的需要，刘弘平定张昌后，很多南方的关键职位都落到了他的人手里。

最典型的是刘弘的牙门将皮初，他在战争中立下大功，荆州平定后刘弘表皮初为襄阳太守，朝廷不同意，想要以刘弘的女婿夏侯陟为襄阳太守。

朝廷舍皮初而任命夏侯陟为襄阳太守，其实是在离间刘弘和下属们的关系，是想要把水搅浑，是在诛心。

因此刘弘坚持不同意，坚持要求表皮初为襄阳太守。

这其实不是谁当太守的问题，而是刘弘与中央的角力，是人事问题谁说了算的问题，更是保持队伍一致对外的问题。

《资治通鉴》弘下教曰：“夫治一国者，宜以一国为心，必若姻亲然后可用，则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

在刘弘的坚持下，朝廷只得同意以皮初为襄阳太守。在这场角力中，刘弘有句话说的很经典：“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

这话什么意思？意思是平定张昌后，荆州刘弘说了算，至少刘弘觉得，荆州的各太守都得由自己的亲信担任。

这是一个派系，是平定张昌后形成的利益集团，我们暂且将其称为军功集团。在刘弘死后，陶侃继承了龙头棍，成为了话事人。

至此，陶侃完成了从督邮、县令到封疆大吏的进化。纵观陶侃的中段仕途，这就不是靠交游可以完成的了。

这是能力问题。你得有机会，得敢上，得有本事渡劫，很多人没渡劫成功，都失败在了半路上。

比如说在陶侃之前讨伐张昌的一大票人，哪个人级别不比陶侃高？但一个个不是败就是死，为什么？难道是因为他们没人脉调不动资源吗？难道是因为他们情商低不会交游吗？

处理内部问题可能人情世故是“真理”，但处理外部问题硬实力才是真理。为什么很多人都是内斗内行外战外行的窝里横？就是这个原因。

再来一遍，韩信还是玩不过刘邦，岳飞还是玩不过秦桧。因为前者把主要精力点到硬实力上了，而后者把主要精力都点到人情世故上了。

需要硬实力去解决的问题，都是突破性问题，在那个时间段里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都是神一般的存在，但这个时间段是极短的。当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当形势平稳之后，神就没有多大价值了，权衡之下甚至是一个累赘。

肉身神的存在，他的光芒照得众生黯然失色，大家都无所适从，不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久生存。这就叫天妒英才，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神怎能长久的留在人间！

而需要人情世故来解决的问题，却都是日常维护问题，时时事事需要人情世故来润滑。

当韩信用自己的硬实力帮助刘邦打败项羽之后，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神了，他不谙世故的缺点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不为凡人所容。

所以组织的发展，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场请神送神的活动，关键时刻需要神人，而用完就想送走，不然不自在，日常的组织生活不欢迎神人。

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热衷于研究人情世故的人只会越来越多，而真正有足够能力解决问题的人却越来越少，这正是每个王朝都急需解决的问题。

很多人在利用人情世故来解决内部问题时，尝到了甜头，便误以为自己很厉害，硬要用同样的思维来解决外部问题，这样是会死人的，在陶侃之前因戡乱而死的那一大票人，多是这样。

这就是典型的德不配位，没能力却被放在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还不自知，最终都是害人害己，多少将士和老百姓得和弓钦、靳满、华宏、羊伊、赵骧、司马歆这些人陪葬啊！

三、后期靠站队

到了封疆大吏的级别，基本就到了渊深浪大的深海区，随便一个浪就足以吞噬小船。若不善于站队，基本是死路一条。

306年，刘弘病逝，陶侃也因母丧丁忧在家，陶侃复出后接受了司马越的征辟，被任命为参军，这是其第一次站队。

当时的局势风云变幻，无数大佬因为站错队，来之不易的修为灰飞烟灭，陶侃误打误撞投靠了八王之乱最后的“赢家”。

司马越的心腹江州刺史华轶字彦夏，华轶表荐陶侃为扬武将军，驻军夏口。又命陶侃之侄陶臻为江州参军。这其实是将陶臻扣为人质的意思，华轶既想利用陶侃，又怕降不住陶侃。

而此时琅琊王司马睿在王导等人的辅助下，已经开始经营江南。从属于司马越的江州刺史华轶与司马睿因派系不同严重不合。

一山不容二虎，继续跟随司马越，还是改换门庭跟随司马睿，这是事关陶侃未来的生死问题。

不等陶侃表态，在江州当人质的侄子陶臻先绷不住了，他忧心忡忡的从华轶处跑回来，向陶侃报告华轶不行，暗示其早做打算。

《晋书》轶与元帝素不平，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

陶侃见当质子的陶臻私自回来，大怒，命令陶臻回到华轶那去。

陶侃是对的，出来混讲的就是忠义，作为质子突然跑回来这是不讲道义的事情，无故改变阵营这更是很败坏政治道德的事情。

但说归说做归做，结果陶臻不仅没听陶侃的话，反而还跑去投靠司马睿。司马睿见到陶臻大喜，以其为参军。

一边是举荐自己的人，一边是自己的侄子，这就让陶侃很难办，而司马睿又加封陶侃为奋威将军，并赐予鼓吹。这样一来和华轶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陶侃没办法挽回，只得无奈的投奔司马睿，宣布与华轶一刀两断。

《晋书》侃怒，遣臻还轶。臻遂东归于帝。帝见之，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

这是陶侃的第二次站队，陶侃又一次误打误撞的投奔了东晋的开国皇帝，至此仕途迎来了长坡厚雪。

如何站队这种事，一靠运气，二靠眼光，三靠信念。就好比陶侃，每次都能阴差阳错跟上能赢的队伍，这好像是运气。

但话说回来，里面的事情如同深渊般不可直视，很多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好比陶臻自作主张投奔司马睿这事，谁又能真正将他说明白呢？

但不管怎样，陶侃通过两次关键的站队，成功避开了危险，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分享到了东晋建国的红利，最终成长为剑履上殿赞拜不名的大将军。《晋书》拜大将军，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

然而对于陶侃来说，接下来他还有站不完的队。

高处不胜寒，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寒族与士族的斗争，南渡集团与江南本土集团的斗争。

故事才刚刚开始，高处不胜寒。这些都是一失足就会摔得粉身碎骨的事，都在等着陶侃在未来做出抉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名人都叹息，竹杖芒鞋轻胜马，不如回到从前采菊东篱下的简单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