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资治通鉴》晋纪 显宗成皇帝 咸和四年 329年

是时宫阙灰烬，以建平园为宫。温峤欲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二论纷纭未决。

司徒导曰：“孙仲谋、刘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务本节用，何忧凋弊！若农事不修，则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

由是不复徙都。以褚翜为丹杨尹。时兵火之后，民物凋残，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壬寅，以湘州并荆州。

【译文】（苏峻之乱后）此时建康宫阙化为灰烬，以建平园暂充宫室。温峤想迁都豫章，三吴豪杰请迁都会稽，两种意见纷纷纭纭未有决断。

司徒王导说：“孙权、刘备都说：‘建康是王者之宅。’，自古帝王并非因物质丰俭而迁都。只要务本节用，何愁凋敝！若农事不修，那么乐土也会变为废墟。且北方的寇贼游魂，在窥视我们的可乘之机，一旦表现出虚弱，奔窜至蛮越之地，无论从声名和实际考虑，都不是好办法。现在只应保持镇静，人心自然安宁。”

因此不再迁都。朝廷让褚翜出任丹杨尹。当时正遭战火之后，人口物资凋残，褚翜召集收拢散失人口，京城这才安定。二十九日，将湘州并入荆州。

【解析】一、坚持维护大义

什么是大义？《墨子》曰：“大义，就是把天下事当作分内事。”（义，志以天下为芬。）

晋时有两个豫章，一是江州寻阳郡豫章县（今武宁县），二是江州豫章郡（治南昌），温峤建议迁都豫章，当指豫章郡。

迁都事关重大，不仅关系国家存亡，更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材料中温峤提出迁都豫章，就是典型的大义不足，不以天下事为己任，所以谋划落空了。

敖让以为，以东晋形势，建都建康（南京）更合适。

一是地理优势。建康有“龙蟠虎踞”之势，又靠近江北侨民区，便于联系流民帅，更能保障安全。豫章地形开阔，八面漏风，作为强势政权的进攻基地极佳，作为弱势政权的首都，长期防守代价太大。

二是经济优势。自古建康周边农业开发成熟，能更好供养首都。同时建康邻近太湖产粮区，粮运损耗低，避免了大规模长距离运粮的高成本。

豫章虽有鄱阳湖平原，但晋时其整体开发水平还不成熟。迁都豫章更需依赖下游粮食转运，逆流转运损耗巨大，会加重百姓赋税负担，激化社会矛盾。

三是军事优势。建康是北伐基地，是控御江淮的重镇，是落子江浙的棋眼，周边流民还是重要兵源。无论建都何处，建康都须驻扎重兵。

豫章深处江西腹地，与外界联系太弱。若建都豫章会造成财政浪费，首都豫章要驻扎重军，建康又要驻扎重军，这增加了财政负担，使得百姓赋税更重。不如直接将首都设在建康，直接节省一半支出。

相比建都豫章，建康优势极多，篇幅所限无法罗列。总的来说，敖让以为建都建康，是有大义的，是符合东晋各阶级整体利益的，无论是皇室、士族、百姓、流民都能获益，这是最优解。

而建都豫章，温峤是获益的，毕竟江州受他控制；江州百姓是获益的，毕竟能享受首都红利；除此鲜有获利方，于国家整体利益而言，更是大为不利。

温峤的迁都建议，损全国而利一方，不符合《墨子》“以天下事为己任”的思想，无法得到广泛的共识和支持，所以最终只能作罢。

二、善于利益引导

温峤欲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二论纷纭未决。

面对温峤的提议，王导没有直接驳斥，而是以利益为抓手，为温峤制造了强大的反对派，于是当时出现了三吴之豪请都会稽的主张。

请都会稽比迁都豫章更离谱，这是让人大跌眼镜的主张。

为什么说此事是王导主使的？因为三吴吏士大都是围着王导转的，这点从苏峻之乱可看出。《资治通鉴》初，苏峻遣尚书张闿权督东军，司徒导密令以太后诏谕三吴吏士，使起义兵救天子。

王导以太后密令召三吴义兵勤王，三吴起兵到底是庾太后的面子？还是受王导指示？当然是受王导的指示嘛。

如果庾太后有指示三吴的威望，那么庾亮执政时的粮草军资就多得很，当初又怎么会因为后勤问题逼反苏峻？

所谓会稽就是绍兴、宁波一带。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三吴是受王导影响的，而王导是主张不迁都的，三吴豪杰为什么要提议迁都会稽？

这就是以利益引导群众的奥义所在。《论语》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的就是此理。

说白了，王导与三吴势力关系亲密，也只是与三吴士族豪杰关系亲密。

如果王导指示三吴豪杰站出来支持不迁都，三吴豪杰可以听令，但三吴百姓的积极性便不高，因为老百姓看不了那么远，大多只会认为此事与他们无关，是在跟王导免费打工。自然不肯全力反对。

但如果王导指示三吴豪杰站出来提倡迁都会稽，节奏一带，情况就大不同了，这个主张将受到三吴百姓的热烈拥戴，大家的积极性将会很高，战斗力会很强，因为这是争取自己的利益。

而话说回来，无论是不迁都也好，还是迁都会稽也好，都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先批驳温峤迁都豫章的主张。

温峤提议迁都豫章，江州百姓空前拥护；那么三吴豪杰提议迁都会稽，三吴百姓也会空前拥护；如此一来，温峤的主张便被实力够强的三吴势力针对了。

江州势力与扬州势力争执不下，形成了二虎相争的态势，王导便有了从容提出不迁都的空间。

加强对基层的利益引导，是实现战略意图的切入点。切实利益是调动基层的快捷键。人心似水只会往低处流，民动如烟但受风向左右；对于精英阶层，可谈大义；但对于基层，最好还是多谈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必须善于以切实利益为引导，才能往基层吹风造势。

三、学会适度妥协

此时东晋的朝局，大约分为两个阵营，一是陶侃加庾亮、温峤阵营；二是王导加郗鉴、三吴阵营。

陶侃都督西境七州，温峤掌握江州，庾亮是外戚；王导掌握朝局，郗鉴掌握江北流民，三吴豪杰掌握扬州。

在迁都之争中发生一个现象，陶侃和庾亮都没站出来支持温峤，此事并没扩大化，仅仅局限于温峤和三吴势力的斗争，最后王导站出来定调，迁都之事告终，温峤和三吴势力的提议落空。

这既是因为温峤的提议没以大义为立脚点，更在于王导非常善于妥协。

针对温峤的迁都设想，王导立足于建都建康的大义，授意三吴势力提出迁都会稽的设想来制衡温峤，紧接着又作出了一个关键动作：

以褚翜为丹杨尹，以湘州并荆州。

褚翜是谁？他是庾敳的外甥。《晋书》颍川庾敳，即翜之舅也，亦忧世乱，以家付翜。

而庾敳是庾亮堂叔。《晋书》从子亮见赋，问曰：“若有意也，非赋所尽；若无意也，复何所赋？”

褚翜实际上和庾亮关系密切，庾亮此时虽出镇芜湖，但他年轻国舅爷的身份明晃晃摆在那里，谁也不能忽视这个份量。

所以说，以褚翜为丹杨尹，其实是预先谈好的，这是王导对庾亮的妥协。

至于条件嘛，是要庾亮别站出来呼应温峤。此动作是温峤失败后做的，但条件肯定是事前谈妥的。

温峤迁都豫章没有大义支持，而王导又主动妥协往庾亮嘴里塞蛋糕，吃人嘴短，庾亮还能说什么呢？

至于陶侃没站出来支持温峤也是同理：以湘州并荆州。

苏峻之乱时，湘州刺史卞敦救援不积极，有观望之意。苏峻被平定后清算，卞敦湘州刺史的乌纱帽被撸。

《资治通鉴》陶侃、温峤之讨苏峻也，移檄征、镇，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阳侯卞敦拥兵不赴，又不给军粮，遣督护将数百人随大军而已，朝野莫不怪叹。

而荆州刺史正是陶侃，陶侃本与王导不睦，王导为何这么好心？能将湘州那么大地盘打包送给陶侃？这其实也是针对温峤的交易性妥协罢了。

和庾亮一样，蛋糕往陶侃嘴里一送，在迁都提议缺乏大义的情况下，陶侃也没法吱声了。

因此，迁都之争，局势便变成了，温峤单挑王导加郗鉴和三吴士族，这事自然就要黄了。迁都之议失败，而盟友又临阵退缩。同年，温峤郁郁而终。

敖让以为，温峤的迁都之议，本意是想将王导势力连根拔起。若立足点符合大义，庾亮和陶侃自然不吝啬支持，更不会因贪图利益而妥协。

但此议的立足点仅限于权力斗争，不仅没有上升家国大义的层面，而且还违背了整体利益，对东晋朝局和老百姓都不利，其政治站位不够高是导致失败的根本。

政治决策的背后是多维博弈。王导抓住了大义，将都城定位上升为政权存续的象征，巧妙规避了单纯的经济或军事讨论。

王导发动三吴势力提出迁都会稽，制造”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场景，使不迁都成为最稳妥选项。这便是利益引导。

王导主持褚翜任职丹杨尹，又主张湘荆合并，既是利益置换的筹码，更是重构权力版图的关键落子。

这种妥协是针对温峤迁都主张的，在大义和外界强烈的反对声中，轻易击破了其盟友的心理防线，同时也让庾亮和陶侃看到了王导的决心，使其不得不坐下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