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资治通鉴》汉纪 孝元皇帝 初元二年 前四七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
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
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译文】春季，正月，皇帝前往甘泉宫，祭祀天神。乐陵侯史高因为是外戚，受命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做他的副手。萧望之是当时名儒，与周堪都担任过皇帝的老师，情谊很深，皇帝很是信任，屡次宴请接见二人，谈历代的安危兴衰，陈述国家的大政方针。
萧望之推荐皇族出身，精通儒家经典，又品行纯正的散骑、谏大夫刘向（又名刘更生，《战国策》作者）兼任给事中，又推荐侍中金敞（匈奴世家：金日磾有弟金伦，金伦子金安上，金安上子金敞，金敞是金日磾的侄孙。事见：为什么有些事对别人来说是举手之劳，可他们却不愿帮忙？），同在皇帝左右，纠正皇帝的过失。
四人同心协力，筹谋商议规劝引导皇帝实行古代制度，打算多方纠正政治上的失误；皇上对此心意向往，且纳用其言。史高不过在高位充数罢了，因此和萧望之有了嫌隙。
【解析】一、材料背景
前48年冬，汉宣帝刘询崩于未央宫。临死之前为汉元帝刘奭指定了三个辅政大臣：以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以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以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受宣帝遗诏辅政，共领尚书事。
史高是谁？汉武帝生戾太子刘据，刘据娶鲁国史良娣，生子刘进，刘进生宣帝刘询。史良娣有兄弟史恭，这个史高，就是史恭的儿子。也就是说，这个史高，是汉宣帝刘询的表叔。
而宣帝生于掖庭，从小就被丙吉送到外祖母贞君家抚养，而外祖母年事已高，家里的经济来源全靠史恭父子，也就是说，史高其实是把宣帝养大，看着宣帝长大成人的表叔。
武帝朝，卫太子之乱，卫太子一系尽诛，已经没有非常亲的亲属，这个表叔，其实跟亲叔没什么两样。
与此同时，但凡跟卫太子家有点关系的，大多急于和宣帝撇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家不避生死，坚持抚养宣帝。
所以说，这个史高，是从小把宣帝抚养长大，看着宣帝长大，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表叔，比亲叔还亲。
这就是宣帝安排史高辅政，而不是许家外戚辅政，其原因就在这里，养育之恩深似海，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史高，是宣帝绝对信任的人，即使君臣，也是长辈。
萧望之是谁？
萧望之是萧何七世孙。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了萧望之的祖父手上，就已经泯然众人了，此时距离西汉开国已经过去150年，到了萧望之这辈，已经是祖、父三代务农了。
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萧丞相家的子孙耕读传家，史称萧望之对《论语》有很深的造诣，是当时有名的大儒。被丙吉举荐给霍光，但又看不惯霍光的法家做派，所以一直没有受到重用。
直到霍光死后，宣帝亲政，彻底铲除霍氏势力，萧望之参与了倒霍，向宣帝上奏，弹劾霍家，打响了倒霍的第一枪，才慢慢得到宣帝的重用。从大行令的司礼官，一路做到御史大夫，同时兼任元帝为太子时的太傅。最终却因为陷入政治斗争而自杀。
周堪是谁？
周堪是元帝为太子时的少傅，和萧望之一样，都是饱学之士。师从夏侯胜，而夏侯胜则师从倪宽，倪宽的老师是孔子十世孙孔安国。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此时的儒生。
汉宣帝时期，身为太子的刘奭曾经抱怨过：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太子喜爱儒术，硬逼他学法家也学不进去，宣帝因材施教的给他找两个儒学大家当老师也在情理之中。
二、萧望之失败在哪里？
1.力量不足
汉朝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有大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鉴于霍氏之乱，没有设大将军。此时车骑将军就是朝廷的最高军事长官。
军事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萧望之仅仅占了一个前将军的席位，不足以支撑自身的政治诉求。
2.时机不对
外戚执政的土壤，在于皇帝的信任。特别是像史高这种久经考验的外戚，汉宣帝任命他以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必然会临终前对汉元帝三令五申史高的重要性。
此时此刻，史高就好比皇权的一根拐杖，汉元帝刚刚继位，正是需要这根拐杖的时候。而萧望之在皇权立足未稳之时想搞掉这根拐杖，实在不是一个好时机，因为此时皇帝和史高的矛盾还未展现出来，这个时候皇帝还是以求稳为主。
所以，当萧望之想要对外戚势力动手的时候，皇帝不仅不同意，还反手把萧望之的党羽刘向调离了关键岗位：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三、萧望之应该怎么办？
萧望之的失败，败在力量不足，时机不对。纵观历史，辅政大臣和皇权的矛盾，往往产生在皇帝能够独立执政以后，比如说唐高宗李治时期，649年登基，655年对辅政大臣动手，这6年的时间，是李治的适应期。
此时汉元帝刚刚登基，萧望之就针对外戚重臣，而皇帝与权臣的矛盾未显，而皇帝对外戚的倚重又正是最需要的时候，此时发难，非常缺乏理智。
时间对萧望之是有利的。萧望之这时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潜龙勿用，韬光养晦，与人为善，暗中积蓄力量，而不是自己跳出来搞政治斗争。
应该多让史高做事拍板，而不是把他边缘化，只有把史高推上风口浪尖，做得多错的多。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独掌乾坤的需求越来越强，皇权对外戚的矛盾越来越深。
等到时机成熟，皇帝有了丢掉这根拐杖的决心，萧望之再通过自己积攒的力量，去帮皇帝打个助攻，以汉元帝对儒家的推崇，何愁不能实现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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