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资治通鉴》汉纪 孝灵皇帝 中平二年 公元185年
豫州刺史太原王允破黄巾，得张让宾客书，与黄巾交通，上之。
上责怒让；让叩头陈谢，竟亦不能罪也。
让由是以事中允，遂传下狱，会赦，还为刺史；旬日间，复以它罪被捕。
杨赐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谢之曰：“君以张让之事，故一月再征，凶慝难量，幸为深计！”诸从事好气决者，共流涕奉药而进之。
允厉声曰：“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乳药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槛车。
既至廷尉，大将军进与杨赐、袁隗共上疏请之，得减死论。
【译文】豫州刺史太原人王允打败黄巾军，从缴获物品中，查获宦官首领张让的宾客，与黄巾军往来的书信，便将书信上报朝廷。
灵帝看后雷霆大怒，狠狠的责备了张让；张让扣头请罪，灵帝最后也没有追究。
于是张让寻机诬告王允，王允被捕入狱，适逢大赦，侥幸官复原职；可是十天之内，又被有关部门以别的罪名拘捕。
杨赐不愿让王允再次受到拷打羞辱，派人对王允说：“因为你揭发了张让，所以一个月内两次被捕，凶险难测，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是否还要再受折辱！”王允手下那些年轻气盛的从事们，泪流满面，一同将毒药进献给王允。
王允厉声说：“我身为人臣，获罪于君王，理应由司法机关明正典刑，以告慰天下百姓，怎么能够服毒自杀呢！”于是投杯而起，登上囚车。
王允被押解到廷尉府后，大将军何进与杨赐、袁隗一起上书营救，王允才得以逃过一死，改判流刑。
【解析】一、关于杨赐
大将军进与杨赐、袁隗共上疏请之，得减死论
大将军何进与司徒杨赐（杨修的爷爷）、太尉袁隗（袁绍袁术的叔叔）共同营救王允，可见豫州刺史王允非常重要。
结合前文杨赐暗示王允自杀来看：
杨赐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谢之曰：“君以张让之事，故一月再征，凶慝难量，幸为深计！”诸从事好气决者，共流涕奉药而进之。
这些人之间是有些不可示人的事情的，王允也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他们担心王允入狱经不住拷打泄露机密，所以暗示王允自杀。
而王允则认为自己足够重要，只要大将军和三公尽力争取，还有活命的机会，所以不愿意自杀，逼何进、杨赐、袁隗等人联名营救自己。
何进、杨赐、袁隗等人实际上是不想救王允的，只是被逼无奈，因为人少了又玩不过宦官。
这么多人联名上书，又触动了灵帝的敏感神经，有结党的嫌疑，只会导致灵帝更信任宦官集团。

二、关于王允
这个豫州刺史王允，就是后来联合吕布用离间计搞死董卓的那个王司徒。
王司徒这状告得，实在是水平不怎么样。在我看来，告黑状主要看三点：
1.事够不够大
第一是告状的这个瓜，这事够不够大，王允告张让的这个事，交通黄巾军，这个事情可够大的。
这一点王允做的很好，如果告的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那领导可能根本不在意。
2.事够不够实
事情是不是证据确凿，这一点王允没有做好。
得张让宾客书，与黄巾交通，上之。
王允缴获的不过是张让宾客与黄巾军的书信，又不是张让自己的书信，这个事情就没有做实来。
张让作为当权宦官，门下宾客数千，其中有一两个和黄巾军有书信往来，或者说是黄巾军的奸细。
这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张让最多负个管教不严的责任，想光凭这个扳倒张让，很难，除非是张让自己和黄巾军往来的书信，或者是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个信是张让授意写的。
3.时机对不对
王允告张让的状，这个时机也不太对，当时的形势，灵帝想要维持岌岌可危的统治，靠的就是张让、曹节等宦官。
虽然张让等人也借着皇权自己捞好处，但灵帝再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了，没有人比宦官更可靠。
所以尽管灵帝知道张让等人在地方上作恶不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三、告状的三个条件，只要满足两个，一捅一个准
王允告张让的状，这三个条件只符合一个。其实如果符合两个条件，张让必然会被扳倒。
如果事情对领导的危害够大，而且能够有真凭实据，那无论什么时候，领导都会将这种人抛弃掉，哪怕你再是亲信。
一来是这种人的危害太大了，二来是证据确凿，领导为了服众，不得不做出公允的处理。
如果事情对领导的危害够大，但没有真凭实据，却找对了时机，那一样可以将状告实。
如果事情是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但证据确凿，而且找对了时机，同样可以将状告实来。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汉景帝朝的周亚夫，因为儿子买了五百件祭祀用的盔甲，被有关部门附会成谋反。
甚至是污蔑周亚夫想在地下谋反，这真是虾仁诛心啊。
尉责曰：“君侯欲反邪？”
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
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周亚夫的死，其实是景帝想要他死，这就是告状的三个条件，符合了两个。事虽然不大，但却是有这么个事，而且领导想要他死了。
所以就算是没有真凭实据，就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是找对了时机，小事必然就被上纲上线，那也是一告一个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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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已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