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资治通鉴》晋纪 显宗成皇帝 咸和五年 330年

勒乃收约，并其亲属中外百馀人悉诛之，妻妾儿女分赐诸胡。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爱之。在雍丘，谓安曰：“石勒是汝种类，吾亦无在尔一人。”厚资送而遣之。

安以勇干，仕赵，为左卫将军。及约之诛，安叹曰：“岂可使祖土稚无后乎？”乃往就市观刑。逖庶子道重，始十岁，安窃取以归，匿之，变服为沙门。及石氏亡，道重复归江南。

【译文】石勒逮捕祖约，连同亲属门人百余人尽数诛杀，妻妾儿女分赐诸胡人。

当初，祖逖有名胡奴叫王安，十分受宠。在雍丘祖逖对王安说：“石勒与你同种族，我也不在乎你一人。”便赠送丰厚资财让王安回去。

由于王安勇敢能干，在后赵官至左卫将军。祖约伏诛时，王安叹息说：“我怎可让祖土稚绝后呢！”于是前往街市观刑。

祖逖庶子祖道重才十岁，王安暗中救出他带回家，将其藏匿起来，易服为僧。石氏灭亡后，祖道重回归江南。

【解析】321年，祖逖北伐至雍丘，不久王敦带兵入建康，引发朝局巨变。随着刁协、刘隗等人失势，晋元帝被王敦控制，北伐大业瞬间失去支点，化为梦幻泡影。

北伐难成，祖逖自知大势已去，忧愤成疾，死于雍丘（今河南杞县）。

祖逖死后，朝廷以其弟祖约接掌部众。327年，祖约联合苏峻攻入建康，事败，率宗族及亲信数百人奔后赵。

330年，石勒称帝，天下初定，欲褒忠贬叛以显示顺逆，便效汉高祖斩丁公故事。祖约因此被抓了典型，亲属门人百余人尽数绑缚街市诛杀。

于是便有了材料中王安救祖道重之事。

敖让以为，王安报恩之心可嘉，但行事作风实为不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忠诚方面

王安现为赵官，理应忠诚于赵，却因曾受祖逖之恩，出于个人情感和报恩想法，去破坏现领导的惩处行动，使本该被处置的祖道重逃脱，这是对现领导的不忠，在其位却不坚守忠诚，不合规矩。

《论语》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祖逖对王安有恩理当报效。但王安官至左卫将军，在后赵的礼遇不可谓不尊隆，又怎能因旧恩而不忠呢！

即便曾受他人恩情，但身处当下岗位，也要平衡好感恩与对组织的忠诚，不能因私情而破坏规则，不能违背职业操守，需明晰自身职责所在，做到公私分明。

二、风险方面

祖道重是明诏惩处之人，王安却顶风作案，窃取后让其变服为僧，此做法给自身和家庭都造成了潜在风险。一旦事发，王安轻则被免官，重则一同处死，甚至族诛。

《诗》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祖逖之恩固然值得报答，难道父母妻儿是能拿来冒险的吗？王安的做法太偏激。从考虑周全、避免不必要风险的角度来说，也是不妥的。

做决策时，要充分考虑可能带来的风险，不能仅凭一腔热血或个人情感冲动行事，要顾全大局，周全地权衡利弊，选择更稳妥、合理的方式去处理问题。

三、智慧方面

材料说王安勇敢能干，可谓精辟。若加以智识，前途不可限量。但敖让以为，他的智慧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敖让以为，材料中王安的做法是下策，真想救人其实还有上策和中策。

上策，直接向石勒负荆请罪，并说明事情本末原由，请求将所有资财家产捐给国家，并愿意付出一切，只求领导为祖逖留个后代。

石勒要处死祖约，是因为祖约背晋不忠，处死他是为了树立典型褒扬忠诚，王安此时去求领导，其实正合领导欲旌奖忠诚义士的诉求。

石勒一高兴，没准大手一挥就应允了，说不定还会因此更看重王安。

若事败，王安因此而死，又有什么遗憾的呢！只能说明领导没格局罢了，既然要做就要下定决心，王安连冒死捞人的决心都有，难道没决心光明正大求石勒？

中策，王安若想依法营救祖道重，还是应该去求高僧佛图澄。当时天竺高僧佛图澄数次为石勒预言成败，其对佛图澄很是尊敬信任。

《资治通鉴》初，赵主勒以天竺僧佛图澄豫言成败，数有验，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谨，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太子、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

得道高僧也是人，心也是肉长的。若王安能讲出一片赤诚，正心诚意地求高僧救苦救难，只要佛图澄出手帮忙，此事不难办。

高僧只需看中祖道重，对石勒说祖道重有佛缘，对某个项目有重大意义，申请另做安排，石勒没有不批准的。

若王安能得高僧看重，此后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所以敖让说：

做事不能只靠蛮干，要懂得寻找合适的渠道、借助恰当的力量，多考虑不同策略，尽可能选择最优方案，避免莽撞行事而陷入不利局面。

那么，大家觉得王安该采取哪种策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