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三种干部，都是干出来的。当然，我说的是晋朝。陶侃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

334年，东晋侍中、假节、太尉、都督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江州刺史、长沙郡公陶侃病逝。

陶侃字士衡（259-334年），少孤寒，由母亲湛氏耕织抚养，及长，为县中鱼梁小吏。

一日，母亲收到儿子捎回的腌鱼，便询问来历。来人答曰：“官府所有。”

湛氏闻言封坛拒收，写信责备道：“你为官吏，却以公家之物送我，不仅没让我开心，还使我很担忧！”

334年，陶侃病危，屡乞退休终获批准。归还朝廷所赐符节令旗和车马仪仗，以及太尉官印和荆、江等八州刺史印信。

六月十二日，陶侃离武昌回长沙，在渡口对部下们打趣说：“老夫现在蹒跚难行，正因你们！”（老子婆娑，正坐诸君！）。

十三日，陶侃病逝于归途。

晋光禄大夫刘毅曾感叹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以中正制而言，出身寒微的陶侃自然是不入流，所以被同僚戏称为“溪狗”。《世说新语》温劝庾见陶 ， 庾犹豫未能往。 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

时代如此，普通人想做点事难如登天。陶侃能立足谋生已是不易，再踏上仕途就更牛马了，处处被排挤，时时被鄙视，还只能忍气吞声。

行路难，路难行，多歧路。

然而宦海沉浮四十年，陶侃却逆风启航，一路乘风破浪，从鱼梁小吏，成长为身兼八州刺史的太尉国公。

百年后，刘裕废晋建宋，晋之封爵多被废黜，独留王导、陶侃、温峤、谢安、谢玄五爵。

其余四人皆出于势族，他们的仕途饱含家族托举，路走得相对轻松一些，唯独陶侃孑然一身，我自踏雪至山巅。

在陶侃治下，百姓们过上了安稳富足的生活，这在乱世中弥足珍贵。《资治通鉴》是以百姓勤于农植，家给人足。

唐宋以来，陶侃更是直接被请进了武庙。

乘舲船余上沅兮。陶侃逆流而上，不惧漩涡暗流一心为民，可称得上是晋朝一流人物。他的经历值得我们深思。

纵观陶侃的一生，主要可归纳为“四有”。

一、有善心

陶侃是浑身鱼腥的市井俗吏，想搞个编制，很难。改变陶侃命运的，是个叫范逵的人。

有一年冰雪积日，旅途中的范逵急于投宿，辗转来到陶侃家，陶侃母子欣然接受。

然而陶家素贫，事发突然又没有准备，仓促间竟无以待客。

见客人又饥又累，湛氏便剪下长发换来酒菜，砍下屋柱当柴火取暖，又将仅有的草席裁下一半，碾碎了喂马。

范逵一行人畅饮极欢，连仆从都受到了热情款待。见其倾心待人如此，深入交流后，范逵透露了自己孝廉的身份。

离别时，陶侃追送范逵百余里。范逵很受感动，就问陶侃：“卿欲仕郡乎？”陶侃答：“欲之，困于无津尔。”（想，但苦于无人引荐）

后来范逵拜见庐江太守张夔，力称陶侃贤能。张夔很重视，召陶侃为督邮，兼领枞阳县令。《晋书》逵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

陶母是“四大贤母”之一，此故事叫“截发延宾”。

担任督邮时，有次天寒地冻，正下着鹅毛大雪，张夔的妻子病了，急需到数百里外求医。

古时候，踏雪远行极易丧命，连骨灰级驴友徐霞客都险些困死雪中。

所以郡中僚属们都面露难色，唯独陶侃主动请缨，张菱深受感动，很佩服他的礼义，后荐其为孝廉。

有酒有肉多朋友，有权有势多故人。若当初范逵投宿时自报身份，该有多少土豪乡绅上赶着巴结呢？怎会辗转来到清贫的陶侃家。

所以陶母截发延宾不是见人下菜，而是对客人饥累无助的同情，这是她待人接物的常规操作。

陶侃好歹是县吏，为何家徒四壁？这与陶母有很大关系。老人家不让儿子占便宜，又素喜慷慨助人，当然清贫了。

参详陶侃的成长，多次遇贵人提携，这和陶母与人为善的教育有关。

有善心不是故意献殷勤，而是不掺杂功利心的至善，是对世界的热忱，是对恩人的知恩图报。

二、有干才

后来陶侃以孝廉身份到洛阳，去拜见名重一时的张华。

当时南北官员间成见很深，陶侃满嘴难懂的南方口音，并未被重视，但其坚持拜访，张华与之聊天，发现甚有见地，以其为郎中。

《晋书》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无忤色。华后与语，异之。除郎中。

郎中能见皇帝。张华虽因圈子问题有顾忌，但爱才，所以给了陶侃一个契机。

南人在洛阳受歧视很普遍，连陆机、顾荣这种江东门阀都施展不开，贫寒的陶侃就更难了。

在洛阳，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很欣赏陶侃，想将其推荐给顾荣。

当时温雅就提醒杨晫说：“你怎么和小人同乘一车呢？”《晋书》吏部郎温雅谓晫曰：“奈何与小人共载？”

可见，在大多数北士眼中，陶侃是不可接触者，连与他共同呼吸车内空气都令人感到恶心。

他兜兜转转一直没有门路，但最后还是幸运地被亡吴宗室孙秀收留了，可陶侃终究没能在洛阳打开局面。

《晋书》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

因为规则被北方士族定义了，陶侃融不进圈子，又无用武之地。若太平无事，这辈子估计就这样了。

但是起风了。随着八王之乱的爆发，整个中原乱成一锅粥。

诸侯、门阀为了内斗，不得不放下成见，捏着鼻子启用寒门干才。孙秀、张方、陶侃等人纷纷涌现。（非上文孙秀）

不同的是，前者因才干不足被卷死了，而陶侃一站到底。

当时南方也乱了，流民帅张昌占了半壁江山。《资治通鉴》荆、江、扬、豫、徐五州之境，多为昌所据。

朝廷多次讨伐，可江夏太守弓钦、骑督靳满、监军华宏、平南将军羊伊、前将军赵骧、镇南大将军新野王司马歆等人，全被打得抱头鼠窜。

平时高高在上，如今却排着队栽跟头的领导，级别越来越高，连新野王司马歆都战死了。《资治通鉴》昌至樊城，歆乃出拒之。众溃，为昌所杀。

由中央主导的战事接连失败，而江南流民问题却愈演愈烈。所以陶侃的伯乐刘弘开始冒头。

刘弘祖上屡世公卿，他与晋武帝又是发小。《晋书》弘有干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阳，与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

可由于金刀谶，他也被边缘化了。

但此次流民猖狂，而朝廷派下来的又不中用，实在没法，不得不依靠在地方有威望的干才收拾烂摊子。

于是，长期在幽州守夜的宁朔将军刘弘，被调往家乡戡乱。《资治通鉴》诏以刘弘代歆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刘弘是南方人，熟知南士优劣，到任后马上提拔陶侃等有力人士协助戡乱。

陶侃也不负重望，屡战屡胜，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平定张昌。《资治通鉴》侃等屡与昌战，大破之，前后斩首数万级，昌逃于下俊山，其众悉降。

此战让陶侃成名。刘弘既是有才之人，更是爱才之人，他很重视陶侃，认为其将来能当担大任，将陶侃视为接班人培养。

《资治通鉴》弘既至，谓侃曰：“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

在刘弘的推荐下，陶侃以功任江夏太守。至此，陶侃完成了从小吏到郡守的转身。

完成这个华丽转身，陶侃靠的是事机、伯乐和才干。

可世上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事机和伯乐是可遇不可求的，人唯一能完全控制的，是好好学习打磨才干。

一个人越有才干，能解决的问题就越多，所以舞台就越大，就越有机会发光，越能被人发现。

德才兼备是筑基之境。少说怀才不遇，没有伯乐多因还德行和才华都还需要沉淀。

伯乐是不能乱当的，若帮无德之人，到头来往往要上演农夫与蛇的故事；若帮无才之人，骤然拔苗助长是害人，使其逐渐受锤炼才是深远之计。

比如说上文讨伐张昌的那一大坨人，哪个背景不比陶侃强？哪个级别不比陶侃高？但不是败就是死。这难道是没伯乐吗？

他们的失败，是才具不足却被伯乐硬抬上牌桌，才干配不上野心和自我认知，所以捧得越高摔得越疼，最终害人害己，多少百姓得跟着陪葬！

《孟子》曰：“天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轻易地成功，背后都有昂贵的代价。

不信你翻开《资治通鉴》，鲜有轻易成功的大人物。代价只有先付和后付的区别，能善终的一般都是先付出代价。先付便宜，后付昂贵，昂贵到难以承受。

三、有远见

高处不胜寒，到了一定位置，就不是埋头干活能完全胜任的。

陶侃到了郡守级别，就如同到了深海区，随便一个浪拍过来，足以吞噬一切小船小帆，强行驶入禁区，基本等于送死。

306年，伯乐刘弘病逝，陶侃也因母丧丁忧在家。失去领航员的陶侃，就如同失去既定方向的孤舟，从此只能独自面对惊涛骇浪了。

复出后陶侃选择了司马越，被其征辟为参军，这是陶侃首次抉择，也是一次明智的选择，这使其没有被八王之乱卷死。

第二次选择是在司马越与司马睿之间。

当时风云变幻，无数人因选择不对，苦苦修来的道行瞬间被碾碎，而陶侃准确识别出了最后的赢家，安然驶出暴风雨。

此时琅琊王在王导的辅助下，已开始经营江南，隐隐有脱离司马越掌控之势。

江州刺史华轶是司马越的心腹，因此司马睿与其严重不和。

华轶对陶侃素来无恩，既想利用陶侃，又怕降不住，便将陶侃之侄陶臻扣为人质。

当初，刘弘派陶侃平陈敏之乱，有人告发陶侃与陈敏同乡，将要合谋叛乱。刘弘毫不怀疑陶侃。《资治通鉴》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岂有是乎！”

陶侃听说后，主动派子侄陶洪、陶臻为质，刘弘却引为参军，又给钱让两人回家。并对陶臻说道：“贤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归也。匹夫之交，尚不负心，况大丈夫乎！”

这可能就是菩提祖师和唐僧的区别吧，菩提老祖对猴子有再造之恩，而唐僧只是师傅而已。

一山不容二虎，陶侃体量大了无法再装聋作哑，再次被裹挟，不得不在两个取经团队之间选边站。

是继续支持司马越？还是支持司马睿？这事关陶侃整个队伍的前途命运。

311年，司马睿命扬州刺史王敦讨斩华轶，若陶侃没早早切割，恐怕此刻也与华轶一块成了刀下亡魂。

这是陶侃的第二次生死抉择，他又一次成功避开了危险，也分享到了东晋建国的红利。

然而等着他的，还有无数十字路口。

第三次选择是在王敦与朝廷之间

312年杜弢叛乱，左将军王敦命武昌太守陶侃讨伐。313年王敦表荐陶侃为荆州刺史。315年杜弢之乱彻底平定。

王敦作为统军元帅，因功进拜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可自行选置官吏。

王敦是陶侃的顶头上司，又出身于顶级门阀，可直接撤换陶侃，陶侃好像应以王敦马首是瞻才有前途。

但陶侃似乎早早感受到了王敦的狼子野心，就是不愿屈服，反而以朝廷为重，刻意和王敦保持距离。

见陶侃“不懂事”，王敦非常忌惮，一度将其扣留，想杀之而后快。

王敦气得来回踱步，往返几次还是拿不定主意，万幸最终还是没下手，但陶侃也因此被排挤到广州当刺史。

《晋书》王敦深忌侃功。…敦意攀承侃风旨，被甲持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

前任荆州刺史王澄是王敦族弟，王敦也非常忌惮其名望，便趁王澄路过江州时诬其勾结杜弢，执而杀之，朝廷不闻不问。

可见王敦之心狠手辣，殷鉴不远。

陶侃选择得罪王敦，这需要极大决心，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没有极强的远见和信仰，无法如此坚定。

陶侃又选对了。323年，王敦发动叛乱，党羽尽死，若陶侃当初屈从，现在便也是死路一条。

关于陶侃的远见，不止于此。对他来说，当时最大的危险不在战场，而在中朝。陶侃一着不慎，很可能就要翻船，满盘皆输。

才干和远见不同，而人们常将其混为一谈。

在大框架下做执行，需要的是才干；而选择匹配哪个框架，需要的是远见。若框架不对，再有才干也难以将事情做出色。

四、有生命力

人的命运，当然要靠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进程。

历史的发展变化充满了必然性，但个人的命运却基于必然之上充满了偶然。

我们将去哪里，这由集体意识决定，是必然的；谁来带领、何时出发、何时到达，这由个人际遇决定，是偶然的。

比如说曹魏元勋集体不满曹爽，曹爽的政策破产是必然的；但在司马懿的主持下发动高平陵之变，并立刻取得成功，这是偶然的。

司马懿活了七十多，若早死几年，出来带头的就另有其人了，那么何时摊牌、一时成败如何便未可知。

个人命运也充满了必然性和偶然性。

能不能爬坡，这由个人综合素质决定，是必然的；何时启动、能跑多快、能跑多远，这由时势决定，是偶然的。

比如说陶侃，他不断地学习和思考并加以践行，综合素质决定了，此人无论在何处都将有所作为。

但何时开始启动，能跑多快，能跑多远，这些都是偶然的。

若不是冰雪积日，范逵不会到陶侃家投宿，那也就没有了陶母的“截发延宾”，陶侃又怎能这么快得到机会呢？

若不是出身寒微，陶侃不会与高门士族格格不入，何至于长期走不动道处处受排挤呢？

陶侃身配八州刺史印信，却未能录尚书事，为何？时势使然罢了。朝廷宁愿赐其“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都不让他当辅政大臣。

退一万步说，若不是有生命力，陶侃能成为两晋一流人物吗？答案是否定的。

陶侃生于259年，逝世时75岁，他70多岁还能领兵跨州平定郭默叛乱，可见其生命力之强，身体硬朗得很。

与他同朝为官的温峤享年41岁，祖逖享年54岁，若再让这两个人硬朗20年，他们的成就又有谁能估量呢？

315年，陶侃被排挤为广州刺史，直至324年王敦倒台，陶侃才重回荆州。

《资治通鉴》及王敦平，迁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事….楚郢士女莫不相庆。

315年陶侃56岁，324年陶侃65岁，他足足在岭南盘桓了九年。

晋朝的岭南并非今日之岭南。直到唐宋时，岭南还是流放地。

韩愈被贬时，担心死在岭南，于是写诗对侄孙韩湘说道：“好收吾骨瘴江边。”奔六的老陶头同样容易死在岭南。

假设陶侃在岭南就去世了，那么他的命运也就跟着戛然而止，绝没有后期的成就。

《晋书》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

所以当广州刺史时，陶侃每日将砖搬来搬去，以此锻炼身体和意志，这才扛到了65岁重回荆州。

要是不天天锤炼体魄，恐怕就回不来了，进而也就失去了后十年的黄金时间，自然也就泯然众人了。

生命力既是增强命运信号的放大器，更是维持团队凝聚力的强心针。若无野蛮之体魄，恐怕连部下都要各思退路，就更别提逆天改命了。

岭南的荔枝红了又绿，新建的月亮圆了又缺。十年硬朗的生命足以改变一切。拥有强大生命力的人，是可以逆天改命的。

所以敖让说：

我命由我不由天！光靠顺口溜难以改变命运，现实不是顺口溜，需要的是方向以及践行，能逆天改命的人，多有善心、才干、远见和生命力，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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