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接：苻坚之死Ⅰ：中央集权的崩溃，大乱世降临

前一篇我们讲了前秦亡国的过程，苻坚打得很坚决，氐族的抗争也很惨烈，局部地区对前秦政权的支持也很强势。

但苻坚终究是小成。放眼全局，反对苻坚的力量还是远大于支持力量，所以无论他打得多么惨烈，最终还是难逃失败。

当我们看历史时，伟人的“三大法宝”，犹如高精度分析仪。其精妙在于，直指权力运作的核心。

苻坚便是在残酷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的典型案例。他的故事，远不止风声鹤唳的仓皇，更是关于团结的深刻实验。

让我们运用三大法宝，重新审视这位一度统一北方的雄主，是如何在“团结”这门必修课上遗憾挂科的。

“三大法宝”指统战、武斗和党建。咱们今天先说党建。党建的目的是确保基本路线不动摇。

这里有前提，路线必须是正确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契合基本情况的，若一开始就路线不对，一切努力都只是挣扎。

所以在谈党建前，得先谈文化，谈阶级和民族，谈绝对力量。

谈阶级、民族，是要搞清哪个群体最有力量。只有代表此群体的根本利益，事业才能成功。

那么，代表最有力量的阶级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便是要确保的基本路线。

以此路线为基准，之后才有党和党建，进而引申出政府和军队，这一切都是基于路线的。

那么好，新问题产生了，什么是“最有力量”的群体？

这个问题，好比问“天下什么兵器最厉害？”

答案全然取决于你要做什么，以及你在与谁博弈。干不同的事，对力量的定义是不同的。

经商者的路线，是服务于“有消费能力与意愿的多数”。

做生意的，赚钱是主要目的。那么主要是看哪个群体人多、有消费能力、有消费意愿。

为有消费能力和意愿的广大消费者制造好产品，这就是路线。只要研究出这样的产品，例如先前的房地产，再基于此做一些市场性和引导性工作，生意很容易做。

做文化的，把思想传播出去是主要目的。

文化人的路线，则大异其趣。其核心是“传播思想”，关键在于找到“有接受能力与意愿的受众”。

解读《资治通鉴》，极难在市井巷陌开讲，那无异于对牛弹琴，效率低下，单次传播覆盖人数不够，且接受能力和意愿参差不齐、鱼龙混杂，很可能讲了半天，人家问你通鉴谁写的？有多少字？

因此线上发文，开篇略施文言，实为一道精巧的过滤器，自动筛选出同频的受众：“看完《资治通鉴》才有资格看敖让的文章”，不然你看不懂。

所以以文字形式发到网上，其实是比较好的，网络的传播效率高覆盖人次广，至于接受能力和接受意愿，开篇放点发文言文就把人筛选一遍了。

这样讲起来，对作者是比较有友好的，可以肆无忌惮地讲，不担心大家听不懂，这样比较容易坚持。

其实跟外行沟通是很痛苦的，你得从一些最基础的常识开始讲起，就好像老师讲高数时还要先普及九九乘法表一样，头痛。

但跟基本素质扎实的讲课就不一样。可以直接讲抽象概念和形而上的东西，很多基本的东西都可以默认对方会了，基于此来讲，这样讲的人舒服，听的人也舒服，就比较融洽和容易长期坚持。

所以，传播文化的路线是什么？其实是要让自己开心地传播，不开心很难坚持，干不下去的。

这时所谓的人群什么的倒无所谓了，爱谁谁，你开好道场，坐在这里讲就是了，愿意听的能听懂的自然会被你吸引。

文化传播，始于悦己，方能达人。自己讲得憋屈，真理也会变得面目可憎。

至于文化的普及，这又是另一个概念。

你把首创的东西讲出来了，自然会有二传手，他们省略了研究步骤，能将主要精力放在传播技术上，往往能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和更巧妙的手段表现你的东西。

不是说有些历史博主抄论文么，就是这个道理。二传手嘛，文化普及和文化研究是两回事，论文太干了，老百姓接受不了，它们本就没有网红式的文化普及功能。

只是有些博主不太地道，抄东西还不注明出处，还向读者宣扬是自己的。

当然了，作为一个做文化的，是不会太在意这些的，因为无论如何，传播文化的最终目的肯定是达到了，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已经达到了，功成不必在我嘛。

文化没有实体，可以百家争鸣，可以和谐共生。

然而，政治与生意，其逻辑与文化截然不同。它们追求的是“大一统”的格局，是排他性的胜利，非黑即白，没有灰色地带，是绝对的。

这就决定了，掌舵者必须精准锁定并牢牢代表那个“最有力量”的阶层，否则，迟早会被更懂团结之道的对手吞并。

有路线才有政党，有政党才有政治，所以确立正确的路线是源头。而正确的路线，指的就是始终代表最有力量的阶级和族群。

好，问题的核心浮出水面。在魏晋南北朝，谁才是“最有力量”的群体？

答案清晰分为两层：

1. 氐族

这是苻坚的天命基本盘，这与生俱来的政治资源，是权力的原始股。

无论其初始力量强弱，苻坚都必须将其打造为核心力量引擎，没有退路。有没有力量都得选，没有力量也要使其变得有力量。

2. 地主阶级

其次是当时的地主阶级，在农耕社会，地主阶级是有力量的，这毋庸置疑。

地主阶级是农耕文明的“沉默的统治者”。在工业文明的曙光降临前，他们的力量源自以下三重根基：

其一，个体的强悍。

地主的地位，本身就是一场残酷的生存筛选。能成为一方豪强者，无不是那个时代的人精。或武力超群，或智谋深远，或文武兼备。他们是地方的天然组织者，与他们合作，统治成本最低。这股力量，你不去争取，敌人就会笑纳。

依托地主进行统治，是相对稳定和省事的，这一点谁也不能无视。

其二，无产阶级的脆弱。

人多力量大在古典农耕社会是一个美丽的错觉。缺乏组织的农民，如同散沙，是地主阶级放牧的“羊群”。

一个外来户想在村里立足，若没有宗族或地主的庇护，连灌溉用水都抢不到，何谈生存？所以，皇权看似至高无上，但“县官不如现管”，村里的“黄老爷”才是农民头顶真正的天。

这种结构性的弱势，直到产业工人的出现才被打破。工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人格更为独立，因而具备了革命先锋的潜质。

当工商业开始大规模产生后，出现了大量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更具有决心魄力，虽然他们受制于资本家，但却不受制于某一个具体的资本家。

这和农民不一样，农民的土地是无法搬走的，他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受制于有名有姓的地主，是被重点拿捏的对象，安土重迁，缺乏勇气。

而产业工人，特别是无家庭的产业工人，在上海得罪了资本家，跑到昆明一样能找到工作，他们不被土地所束缚。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星星之火是产业工人。

但产业工人当时毕竟是少数，光靠工人成不了大气候，根本上还是要以产业工人去解放和发动农民，砸碎其五千年来的枷锁。这就叫工农革命。

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在魏晋南北朝，这一切还远未到来。没有工业化的引信，农民这支庞大的“火药桶”就无法被点燃。缺少产业工人这样的革命先锋队，这一套是行不通的，没有产业工人做引子，农民即使数量再多，也只是地主阶级的羊。

其三，信息传递的鸿沟。

在农耕社会，团结地主阶级是容易的，地主阶级之间互相组织串联也是容易的，他们有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和思想见识，成员之间分工专业明确，甚至可安排专人负责相关工作，沟通串联难度大大降低。

古代战争讲传檄而定，不用出兵，只用一纸文书就可以收复一大片土地，这个传檄是传给谁？最终其实就是搞定当地的几个大地主嘛，大地主再出面搞定小地主，小地主再出面搞定佃农和庄稼汉。

地主本质上是控制农民的纲目，是地域文化的抓手。

一个地方的动乱，只要地主不参与进去，农民就无法大规模异动，这样就闹不大。哪怕是黄巾军，也得地主支持才能做大。这便是地主阶级在农业社会的统战价值。

传檄不可能传到每一个庄稼汉手里，皇帝不认识庄稼汉，庄稼汉识不识字另说，即使文书传到其手里，庄稼汉也未必买账。

但地主出面则不一样，县里村里的大部分庄稼汉都会买账，因为佃农种着地主的田，自耕农不买账族长就会出来做思想工作。

所以，从信息传递的角度说，在落后的信息传递环境下，地主阶级的力量天然强大。

只有出了电信电报报纸这类东西，再加上识字率的提升，以及产业工人的繁荣，统治者绕过地主阶级直接对无产阶级负责才变得有可能。

在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与地主阶级沟通，效率最高。

他们识字、有组织、有影响力。古代战争中的“传檄而定”，本质就是与地方豪强达成交易。一纸文书，不是说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听的，而是与当地有头有脸的大佬们谈好了条件。由他们去“搞定”下层，事半功倍。

那时的皇帝，好比一个公司总裁，地主阶级就是各地的经销商渠道。想政策落地？对不起，得靠渠道商帮你铺货。

苻坚的党建路线，本应非常明确：左手紧紧拥抱氐族，右手牢牢拉住地主阶级。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他这两方面，做得都一般。

为什么说团结氐族苻坚做得不够好？

首先是篡位问题。

苻坚在团结本族问题上，可谓步步踩坑，堪称高级玩家犯下的低级错误。苻坚通过政变推翻暴君堂兄苻生，虽得人心，但法理上终究是“僭主”。

谋士王猛曾力劝他果断处理前朝苻健一脉势力，以绝后患。但苻坚心慈手软，未能采纳。

政治上的仁慈，有时是对追随者最残忍的背叛。结果，五公之乱爆发，宗室内耗，极大地削弱了氐族的整体力量。

其次是分氐政策。

统一北方后，苻坚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

《资治通鉴》坚以诸氐种类繁滋，秋，七月，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十五万户，使诸宗亲各领之，散居方镇，如古诸侯。

长远看，这有利于民族融合；短期看，这无异于自毁长城。

从情感上说，氐人不愿离乡。人心浮动，怨气已生。《资治通鉴》坚送丕至灞上，诸氐别其父兄，皆恸哭，哀感路人。

从战略层面讲，智者赵整曾经在宴会上作歌讽谏：“阿得脂，阿得脂，博劳舅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

他形象地指出，把自家翅膀剪短，却把危险的鲜卑留在身边，出事了你找谁？苻坚的反应是“笑而不纳”，其固执己见可见一斑。

380年的分氐政策，本身或非绝对错误，但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来消化。

如果苻坚决定以后和平发育不打大仗，分氐政策是可行的，如果氐族能在各地稳定繁衍三代人，前秦的统治基本就稳了。可苻坚等不及，不过两年，便发动了淝水之战。

战败后，天下大乱，分散各地的氐族力量如同刚移栽的树苗，风雨一来，便被各个击破，连首都长安都守不住。

这就好比把一把珍珠撒进大海，指望每颗都能变成定海神针，结果风浪一起，才发现连个串项链的绳子都没留下。”

以上是民族问题，再有就是阶级问题。

如果说在民族问题上，苻坚是迫不得已自废武功，那么在阶级问题上，他则遭遇了一个更无奈的对手：躺平的东晋朝廷。

苻坚对地主阶级不可谓不优厚，但东晋的门阀政治，本质是地主阶级的超级合伙人制度。司马氏皇权更像一个象征性的董事长，实权掌握在王谢庾桓等世家大族组成的董事会手中。

这就导致了一个苻坚无法破解的局面。

苻坚是大政府。他有一个庞大的帝国需要治理，要养兵、要建设、要维持中央权威，因此对资源的需求量巨大。他给地主阶级的利润空间再优厚，也是有限的。

东晋是小政府。皇权羸弱，门阀自治。中央政府索取极少，大部分利益都留在了地方门阀手中。东晋朝廷对地主阶级的让利程度，是苻坚这个大公司根本无法企及的。

这就像两家公司竞争渠道商，一家虽然给的分成不错，但总都有各种考核和要求；另一家直接让渠道商当股东，利润全分，自己只留个品牌使用费。你怎么争？

所以，中原大地上的许多地主，并非真心拥戴苻坚，只是故土难离。土地搬不走，只好暂且隐忍。

但他们的内心，无时不向往着朱雀桥边、乌衣巷口的那份风流与特权。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的不仅是寻常百姓家，更是天下地主阶级的梦。

在对待地主阶级上，苻坚做得挺好的。麻烦的是东晋朝廷太没底限。

符坚是优待地主阶级，而东晋已是地主阶级当家做主说了算，东晋门阀政治简单来说，就是地主阶级联盟说了算嘛。

这怎么搞？

无论苻坚怎么让利，都无法将价格压得东晋那样低。所以在团结地主阶级的问题上，苻坚始终无法赢过东晋。

这就是为什么苻坚火急火燎地要灭亡东晋，东晋对地主阶级的政策实在是太优待了，苻坚做不到那样，也不可能想做成那样。

综上所述，僭主的身份使得氐族力量内耗，大政府的布局使得地主阶级心中不甘。

苻坚的党建路线其实很尴尬，如何代表氐族和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很难办。

氐族力量因内部分散而削弱，地主阶级因心系南朝而离心。苻坚的党建大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之上。

其根本困境，在于路线的模糊与动摇。他既想做一个氐族的守护者，又渴望成为超越民族的天下共主。

这种身份认同的撕裂，导致了他的政策永远在本族优先和普世包容之间左右摇摆，如同一个同时信奉两种教义的祭司，最终哪一方都无法取悦。

所以，从路线上讲，苻坚要干什么？他要代表氐族和地主这两个群体的根本利益，使得全天下的氐族和地主都效死力。

如果苻坚能做到这样，即使淝水之战失败，北方其实也乱不了。

至于如何做成这样，今天不知不觉已经五千字了，我们改天接着讲，讲统战和武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