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资治通鉴》魏纪 邵陵厉公中 嘉平三年 公元二五一年

吴主以太子亮幼少，议所付托，孙峻荐大将军诸葛恪可付大事。吴主嫌恪刚很自用，峻曰：“当今朝臣之才，无及恪者。”乃召恪于武昌。

恪将行，上大将军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

岱无以答，时咸谓之失言。

【译文】吴主因为太子孙亮年幼，与群臣商议找个可托付国事之人，孙峻推荐大将军诸葛恪，认为他可承担大事。

吴主嫌诸葛恪刚愎自用，孙峻说：“当今朝廷大臣之才，没有能赶得上诸葛恪的。“于是孙权就把诸葛恪从武昌召到建康。

诸葛恪临行，上大将军吕岱告诫他说：“如今正是多难之时，望你每件事必先想十次再做。”

诸葛恪说：“从前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说：‘考虑两次就可以了。而您却让我想十次，这明明是认为我才能低劣！”

吕岱无言以对，当时的人都认为吕岱说错了话。

【解析】一、诸葛恪太狂妄

吕岱生于公元161年，和刘备同岁，刘备223年就死了，如果刘备没死现在已经90岁，吕岱是一个从黄巾之乱走过来的老同志。

吕岱出身广陵郡的一个官宦人家，因避乱而南渡。200年投奔孙权，那一年孙策刚死，孙权以吕岱为吴郡郡丞。

吴郡就是现在的苏州，极为富饶。吴郡有四大家族，顾陆朱张，这是江东本土系的大本营，也是东吴政权的核心地盘。

孙权上来就将吕岱放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上，可见对其的信任。此后吕岱从吴郡郡丞、余姚县长、督军校尉、昭信中郎将、庐陵太守、交州刺史、广州刺史、安南将军、镇南将军、交州牧、上大将军、一路升到大司马。

这个时候的吕岱是上大将军，上大将军原来是陆逊，陆逊死后吕岱接任了。

吕岱这是从黄巾之乱一路滚过来的老同志，见惯了刀光剑影，这个时候还活着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吃的盐比诸葛恪吃的饭还多。

而且吕岱和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同属于淮泗系老人，这也是吕岱好心提醒诸葛恪的原因。

可是诸葛恪面对吕岱的好心提醒，不仅没有虚心接纳，甚至连基本的感谢和尊重都没有，还要不咸不淡的出言讥讽吕岱小看自己。

吕岱可是见证了孙坚父子奠定江东基业的老人啊，而且此时还是上大将军，政治、军事经验都极为丰富。

又因为派系相同，对诸葛恪颇有亲切感，好心出言提醒，没想到竟被这样怼回来，诸葛恪未免也太狂妄了。

二、吕岱为什么无言以对？

而且诸葛恪为了引经据典驳斥吕岱，还断章取义。

孔子说的再思可也，不是说遇事想两次就可以做决断了，而是说三思后不妨再思，本意是说做决定要慎重，和吕岱的十思其实是一个意思。

其实三思也好，再思也好，十思也好，都不是孔子的主张，孔子的主张是因材施教。

论语里同样也有孔子提倡因材施教的典故。

有一天子路问孔子说：“老师，我想到一件事，能不能马上去办？”孔子摇头说：“不行！要多和父兄商量。”

后来弟子冉求又来问同样的问题，孔子却不假思索地说：“能，能，你马上去办吧。”

弟子公西赤听到孔子给两人的不同答案，便询问老师道：“同样的问题，您怎么给子路和冉求不同的答案呢？”

孔子说：“冉求生性畏缩，遇事不敢决断，决断了又不敢实行，所以我鼓励他马上大胆地去办。而子路生性鲁莽，考虑事情不周到。我叫他与父兄商量，正是要叫他冷静一下，使他考虑事情更周密一些。”

因材施教的典故和三思而行的典故，同样出自《论语》，诸葛恪既然能引用《论语》，想必也不会不知道因材施教。

诸葛恪的叔父诸葛亮，在写给孙权的信中也说过，诸葛恪是个子路式的莽撞鬼，考虑问题不很周到。（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

最后诸葛恪也确实是死于莽撞和考虑问题不周到，在宴会上被孙峻给刺杀了，尽管事前亲家滕胤已经提醒他今天不对劲了。

而吕岱的看法和诸葛亮其实是一样的，觉得诸葛恪虽然有才，但莽撞疏狂，而自古辅政大臣站在潮头浪尖，鲜有好下场，莽撞疏狂者更是下场悲惨。

看在大家都是淮泗派的份上，看在大家同朝为官的份上，吕岱以十思好言提醒，想拉晚辈一把，没想到诸葛恪再次以莽撞疏狂回应吕岱。

而时人却由于诸葛恪即将赶赴建康受托孤之任，前途权势无限，纷纷贬低没啥预期的老同志，吹捧明日之星诸葛恪，其目的不过是想要讨好诸葛恪罢了。

诸葛恪的断章取义和鲁莽疏狂，被人捧上云端不自知而沾沾自喜，再加上在场者的阿谀奉承，直接把老同志吕岱给整无语了。

望着诸葛恪远去的背影，他仿佛看见了东吴的未来，孙权选了个好人呐。

三、为什么当领导要稳重点

就拿诸葛恪来说，临行之时吕岱劝他十思，就算真的不认同，恭敬的鞠个躬，好言告别就是了，何必出言讥讽呢？

可见诸葛恪这个人，喜爱玩弄口舌之利，该争辩不该争辩的时候都要呛几句，不分场合的炫耀自己的辩才。

这样一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够稳重，又太过自我，连口头之利都不愿意让给别人，做起事情又怎么会愿意让渡给别人利益呢？

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像诸葛恪这样搞，只会把敌人搞得多多的，朋友搞得少少的。

毕竟吕岱是淮泗派老人，又还担任着上大将军的职务，属于镇守一方的大将，又有着极为丰富的斗争经验，还有帮助诸葛恪的意愿。

这样宝贵的老同志，诸葛恪不想着拉拢和请教，反而出言不逊，可见其目高于顶，已经看不见人了。

只知道自己即将入主建康当辅政大臣，即将大有可为的施展政治抱负，而对于此行的危险性毫无概念，或者说觉得已经信心满满，胸有成竹，懒得再听吕岱啰嗦。

然而，在吕岱看来，虽然大家同属于淮泗派，但你诸葛恪此时还未上任就表现得如此糟糕，我又何必与你走的太近呢？

走太近了将来你失败了，我怕血溅到我身上。毕竟你连我都不知道拉拢和尊重，你又能看得起谁？你又能尊重谁？你又能团结谁?

而诸葛恪此去建康，作为辅政大臣，如果还继续保持这种作风和心态，必然是团结不到人的，必然是四面树敌的，再加之诸葛恪粗疏狂傲的个性，其失败似乎是有征兆的。

人不是说不能得罪人，从来不得罪人那就成了老好人，老好人就好像烂泥巴，是干不成事的；

而是说尽量别去得罪人，除非这个人与你有重大的、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能团结还是尽量团结，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把朋友搞多，把敌人搞少，以多敌少，自然战无不胜。

而诸葛恪却连语言上的便宜都想赚，他怎么可能不四处树敌，怎么可能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怎么可能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辅政大臣是分蛋糕的人，是协调生产关系的人，这样一个人担任辅政大臣，必定是要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况的，焉能不败！

所以说，诸葛恪给我们的教训，其实就是当领导后要稳重一点，不稳重一点就会四处得罪人，该得罪的不该得罪的都得罪了，这样当领导又岂能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