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资治通鉴》晋纪 哀皇帝 兴宁二年 364年

初，沈充之子劲，以其父死于逆乱，志欲立功以雪旧耻；年三十馀，以刑家不得仕。吴兴太守王胡之为司州刺史，上疏称劲才行，请解禁锢，参其府事，朝廷许之。会胡之以病，不行。

及燕人逼洛阳，冠军将军陈祐守之，众不过二千。劲自表求配祐效力；诏以劲补冠军长史，令自募壮士，得千馀人以行。劲屡以少击燕众，摧破之。

而洛阳粮尽援绝，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许昌为名，九月，留劲以五百人守洛阳，祐帅众而东。劲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

兴宁三年，燕太宰恪、吴王垂共攻洛阳。…三月，克之，执扬武将军沈劲。劲神气自若，恪将宥之。中军将军慕舆虔曰：“劲虽奇士，观其志度，终不为人用，今赦之，必为后患。”遂杀之。…朝廷嘉劲之忠，赠东阳太守。

【译文】当初，沈充之子沈劲，因父亲死于叛乱，立志要建功雪旧耻；但年过三十岁，仍因出身刑家不得进入仕途。吴兴太守王胡之任司州刺史，上书称赞沈劲的才能品行，请解除对他的禁锢，让其参与自己的州府政事，朝廷同意了。

恰好这时王胡之生病，事情没能实行。等到前燕人进逼洛阳，冠军将军陈祐守卫此地，兵力不到二千。沈劲自行上表，请求到陈祐军中效力；诏以沈劲补冠军长史，令自募壮士，沈劲募得千余人前往。

沈劲屡屡以少量兵力攻击前燕大军，并打败了他们。而洛阳粮尽援绝，陈祐自度估已无法坚守，就以救援许昌为名，九月，给沈劲留下五百人守卫洛阳，陈祐自率部众东行。沈劲高兴地说：“吾之志向就是要临危受命，如今机会来了。”

兴宁三年，前燕太宰慕容恪、吴王慕容垂共攻洛阳。

三月，洛阳被攻克，抓获了东晋扬武将军沈劲。沈劲神态自若，慕容恪准备宽赦他。前燕中军将军慕舆虔说：“沈劲虽奇士，但观其志向气度，最终不会为人用所用，如今赦之，必为后患。”于是杀之。

东晋朝廷嘉奖沈劲之忠诚，追赠他为东阳太守。

【解析】看完这段材料，我久久不能释怀。不是因为沈劲，而是因为洛阳。

《左传》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说的就是东晋君臣了。

从永嘉到永和，从祖逖到桓温，无数次北伐，百万将士血沃疆场，如今终于拿下了洛阳。

可当前燕来攻洛阳时，城中却只有五百残兵。这可是洛阳啊，是诸葛亮做梦都想返回的旧都，就这么草率的丢了。

若做经国远图，东晋朝廷本应离开建康，迁都洛阳，徙民河南，重修宗庙社稷，这才是争天下的样子。

可是隆和元年桓温请迁都洛阳时，东晋朝廷是什么态度？朝廷根本不想迁都。散骑常侍孙绰的上疏就很有代表性。

孙绰认为河洛之间打成了废墟，中原地区也是一片萧条；人们南渡已六十多年，生业田宅全在江南；要使大家舍弃安乐之乡，抛开生业，卖掉田宅，拖家带口不远万里去到荒芜之地，这很为难。

当时大臣们听说桓温主张迁都，虽并知不可，但谁都不敢先反对，毕竟这是政治正确。后来还是准备由朝廷出面阻止桓温。《资治通鉴》时朝廷忧惧，将遣侍中止温。

敖让以为，孙绰的见解何其鄙陋，东晋朝廷的选择何其短视。

天下之人力物力，主要集中在中原，经营控御中原之关键，当时就在于掌握长安、洛阳或邺城。长安偏防守，邺城偏进取，洛阳折中。

现在好不容易拿下洛阳，不咬牙舍弃南方的坛坛罐罐迁都，如何深度介入中原之争？如何掌握中原？此时不积极介入，以中原之战争潜力，假以时日繁荣发展起来，那就是九矿打一矿，偏安的东晋后患无穷，就只能等死了。

东晋这是自弃天下！

所以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满朝公卿蝇营狗苟，落子之处只顾自己，过得且过，好像他们都没有子孙后代一样。

东晋朝廷鼠目寸光，主张迁都的桓温也好不到哪里去。朝廷不愿迁都，虎踞荆州的桓温完全可移镇洛阳嘛。

若真志在天下，移镇洛阳是大义，只要将幕府搬到洛阳，只要将大军开到洛阳，天下英雄无不倾心来投。

可桓温见小利而忘义，干大事而惜身，他倡导迁都也只是虚张声势，他自己也没有全力守洛阳，只是派出三千人加强防守而已。《资治通鉴》桓温遣庾希及竟陵太守邓遐帅舟师三千人助祐守洛阳。

几千人困守孤城，怎么挡得住前燕的铁蹄？

朝廷和桓温都不愿下力气守洛阳，所以当慕容双杰进逼洛阳时，人心惶惶，诸将各思退路，真正决心与洛阳共存亡的，只有沈劲所部弊卒数百而已。

以朝廷为代表的江左门阀势力，以桓温为代表的上游门阀势力，大家都不愿意去洛阳，都不愿意花大力气守卫洛阳。这是为什么？

敖让以为出发点和沈劲的思路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门户私计。

洛阳之存亡不是沈劲的战略目的。可沈劲为什么要与洛阳共存亡？是因为吴兴沈氏因造反被打入另册，沈劲决心重振门楣，决心改变家族长期以来低下的政治地位。所以沈劲听说陈祐要跑路开心得很，这样舞台便全部留给沈劲了。

朝廷和桓温决心放弃洛阳，同样是因为门户私计，主要由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既得利益难以放弃。

无论是朝廷还是桓温，都是门阀政治的代表，一旦决定全力经营洛阳，就必须放弃江南的既得利益，也就是像孙绰所说的那样，可大家都不愿意割舍江南的既得利益。

其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假设桓温高风亮节移镇洛阳，在东晋那种微妙的均势政治下，以荆州为核心的地区将出现权力真空，将逐步被江左门阀蚕食渗透。江左门阀同理，若其决心迁都洛阳，扬州很可能就被桓温或新生势力控制了。所以大家都很谨慎地保存实力。

其三，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若朝廷迁都或桓温移镇洛阳，意味着与北方政权矛盾升级，将与前燕、前秦短兵相接，长安、洛阳、邺城三方面的军事斗争将是不死不休的，这无疑会极大的消耗江南门阀的有生力量，一旦在斗争中伤筋动骨，反而导致在江南的权力格局剧变，进而丧失话语权。

因此，从门户私计出发，从眼前利益出发，洛阳就是个火盆，放弃洛阳是“明智”的。

可长远地看，不全力经营洛阳就是等死啊！

综上所述，东晋的问题在哪里？

在于没人能统领全局指哪打哪；在于没人能压制自私自利的地方主义与山头文化。在于没有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指导一切。

如果是秦皇汉武在东晋，面对这样的历史机遇，一定是全国总动员，男子投军，妇孺运输，江南的每一颗螺丝钉，都要为经营洛阳做出全部贡献，谁挡谁死，像孙绰这样的家伙，一定是第一时间被祭旗的。

洛阳多大啊，五百残兵守洛阳，一处城门的守卫能分到五十个人不？城中治安还维不维护？这种笑话也只有在东晋才会出现。

真决心守洛阳，最起码要长期驻扎一万精兵，而且需名将或亲王坐镇以安人心，如果要依托洛阳经略中原，那就至少得三万精兵。

东晋全是门户私计，没有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出面协调地方，地方势力便不可能无私奉献，这是由阶级属性决定的。

所以说白了，得先土改再北伐，先整肃门阀再北伐，这才是正大之道。整个东晋只有彻底原子化了，地方山头主义才能趋近消失。如此，全国一盘棋的北伐才能提上日程，举国体制才能办大事嘛。

北伐的症结在土改，桓温是知道的，他不是没有实行土改。

兴宁二年三月（364年），也就是材料中的当年，桓温执行了土断。史称庚戌土断。《资治通鉴》三月，庚戌朔，大阅户口，令所在土断，严其法制，谓之《庚戌制》。

但是，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桓温作为地主门阀的代言人，他所推行的土断，一定是代表自身利益的。

桓温本身就是大地主大门阀，他的背后全是小地主小门阀，由地主门阀来推行土断，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不彻底的，肯定是非常有历史局限性的。

因为没有阶级会革自己的命，裁判团也不可能判自己输，人也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退一万步说，迁都和土断是一个问题，如果桓温不能推动迁都，那么他也无法搞好土断，如果他能搞好土断，那他不可能无法推动迁都。

所以说，桓温的庚戌土断，并不能解决地主门阀的问题，并不能解决地方势力的问题，最多只能是战术性调整，最多是巧立名目打击异己，打压一批不配合的门阀，换一批配合些的门阀上位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桓温的出身和仕途路径，就决定了他最多只能是改良派，他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纵观历史，凡是能形成强势中央政府的朝代，无不是大破大立，不大破大立就没有足够的力量，这个问题不可能从内部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