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资治通鉴》晋纪 孝惠皇帝太安二年 303年

春，正月，李特潜渡江击罗尚，水上军皆散走。蜀郡太守徐俭以少城降，特入据之，惟取马以供军，馀无侵掠，赦其境内，改元建初。罗尚保太城，遣使求和于特。蜀民相聚为坞者，皆送款于特，特遣使就抚之；以军中粮少，乃分六郡流民于诸坞就食。李流言于特曰：“诸坞新附，人心未固，宜质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备不虞。”又与特司马上官惇书曰：“纳降如待敌，不可易也。”前将军雄亦以为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当安民，何为更逆加疑忌，使之离叛乎！”

【译文】春正月，李特偷渡过江攻打罗尚，水上驻军溃散而逃。蜀郡太守徐俭献少城投降，李特进城据守，只索取马匹以供军需，余无侵掠；李特大赦于境内，改元建初。罗尚还保太城，遣使向李特求和。

修筑坞堡自保的百姓都归附于李特，李特遣使给予安抚；因军中少粮，便分六郡流民在各坞堡吃饭。李流对李特说：“诸坞新附，人心不稳，应将大户子弟扣为人质，聚兵自守，以防意外。”

李流又向李特的司马上官惇上书说：“接纳投降的人就像面对敌人一样，戒备不能放松。”前将军李雄持同样意见。李特生气地说：“大事已定，但当安民，为何反而这样猜疑他们，这不是让百姓离开我们去叛乱吗！”

【解析】一、材料背景

不久后，朝廷遣大军三万救罗尚，军势甚盛，各坞堡滋生二心，与晋军秘密勾结，约定同时举事内外夹攻李特，李特军惨败。流民帅李特、李辅、李远均被斩杀，传首洛阳，流民非常恐惧。

李特弟李流自称大将军、益州牧。李荡、李雄等收容残部，退保赤祖。青城山道长范长生自有部曲，当年七月，范长生以军粮资给李流，李流军复振。

不久，李流病危，传位于李特之子李雄。史称李雄英俊勇武，第二年，李雄击破罗尚，全面占领成都，称成都王，以范长生为丞相。306年，李雄称帝，国号“大成”，史称成汉。

二、关于李特

李特失败的主要问题，是未充分考虑变化。

当时，其率流民军攻入成都，效忠于西晋的刺史罗尚求和，四周坞堡中的老百姓也都归附于流民军。

可见，李特取得了大优势，所以又是大赦，又是改元。按照惯例，下一步就是称王称帝了。

但李特过于松弛，未妥善处理坞堡势力，导致其后期与敌人内外勾结，流民军遭到沉重的打击。

特怒曰：“大事已定，但当安民，何为更逆加疑忌，使之离叛乎！”

李特认为，当时局势已明朗，只想安民，不想因纳质而将一些坞堡势力推给罗尚，这显然是僵化的决策。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从全局看，益州只是天下之一部，西晋虽动荡，但仍有出兵的实力，而且其他势力也随时可能入益州争利。

李特现阶段虽占据优势，看似大局已定，可一旦有新力量进入益州，那么情况便会反转。

所以，为了防止外部力量反扑，必须尽快消化掉坞堡，必须尽快将罗尚消灭掉。

只有向东占据白帝城，向北扼守汉中，才能算暂时大势已定。

现阶段，李特还在成都和罗尚拉锯，荆州和雍凉的军事力量还可以不断进入益州，他们一旦来益州，立刻又是新形势。

这种情况下，怎么称得上大势已定？

鉴于此，李特应尽快利用宝贵时间，快速获取广泛的支持，消除一切不稳定因素，以迎接可能到来的各种变化。

而坞堡中的力量，就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他们如果支持李特，肯定会走出坞堡投奔李特；他们如果支持罗尚肯定会走出坞堡投奔罗尚。

说白了，现阶段坞堡力量既不支持李特，也不支持罗尚；这股力量只想生存，风吹两边倒，谁赢帮谁。

现在李特强大，他们全归附李特，接纳李特的士兵和流民入坞堡进食，但他们仍然拒绝走出坞堡，他们的支持是有保留的。

那么将来一旦有外来军队进入益州，并且终结李特的优势，坞堡中的力量会不会再次站队？答案是肯定的。

因此，李特必须在优势局中，将这股力量消化掉。对于如何消化这股力量，李特的做法颇有王者风度。

他主张以德服人，入城不行抢掠而只是取马匹，不逼大姓上交人质，这些都是王道的体现。

李特希望通过展示自身的王者风度，取信于坞堡力量，征服他们的心，使其望风而来。

这固然是上策。可上策润物细无声，疗程太长，太温柔了，太慢了；而形势随时可能转变。

乱世用重典，急病用猛药。时间有限，对于坞堡，这时有上强度的必要，李特不行霸道而行王道，是他失败的根本。

此外，让士兵和流民入坞堡就食，也不是好主意。

能建坞堡自卫的，多是当地大姓豪族，坞堡内以耕读文人居多，且女眷众多。而士兵和流民大多未经教化，大多语言粗鄙、行为放荡，长期相处必生嫌隙，这不利于团结。

三、关于李流

李流言于特曰：“诸坞新附，人心未固，宜质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备不虞。”

对于坞堡问题，李特的攻心策略太温和，而李流纳质策略又太莽撞。

李流主张将大姓子弟纳为人质，一旦不能落实，往往就会逼反坞堡，使其转而支持罗尚。

单就强行要求纳质的发心，也是从人性本恶的角度出发的。李流将所有的坞堡势力，都往最坏的程度想，人家自然也将流民军往最坏处想。

在这样的关系下，即使坞堡中的大姓迫于压力，不得不交出子弟为质，在关键时刻流民军也难得其死力。

重大利益面前，举族百口存亡和一人生死，孰轻孰重还用掂量吗？况且这种事情也不是几个人可以决定的。

当初讨伐司马伦时，扬州刺史郗隆因儿子们都在洛阳为质，不想发兵讨伐司马伦，最后结果怎样？地方将士先将郗隆杀了，然后讨伐司马伦。

《资治通鉴》将士遂奉邃攻隆，隆父子及顾彦皆死，传首于冏。

而且，大姓人家的人质还是受威胁交出去的，流民军即使拿下益州，大姓也没有功劳，人家又怎么会真心支持呢？

李流的主意太霸道，刚则易折，真按李流的主张施行，最后往往就是倒行逆施，不得人心。

敖让以为，流民军此时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争取到坞堡中的大姓支持，联手将西晋势力赶出益州，而不是纠结要不要纳人质。

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是做任何事首要考虑的问题，只有团结真正的朋友，消灭真正的敌人，事情才能取得成功。

坞堡势力是典型的中间派，中间派是需要拉拢的。

中间派想保持中立，无外乎三个原因。其一是担心风险，其二是没有利益，其三是利益与风险不成正比。

若李特败了，他们过于攀附李特，必然会遭清算，他们不想无缘无故承担这种风险。

若李特成功了，他们连质子都是被迫交出去的，到时候又能获得多少尊重呢？无利自然不起早。

所以李特此时要做的，其实是要让坞堡大姓的利益大于风险。

坞堡只是象征性声明归附流民帅，被动接纳点人吃饭，万一西晋军队又打过来了也好说，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法不责众，这不算很大的错误。

这对于坞堡大姓来说，这属于利益大于风险，但只是低利益低风险。

与坞堡打交道走低利益低风险是不够的，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有人承诺其高利益高风险，他们马上就会被收买而铤而走险，李特后来也是因此而战死。

马克思有言，为了三倍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李特想要真的站稳脚跟，只有给予高利益，才能拉拢坞堡中的大姓一道承担高风险。

取益州是王霸之业，利润何止三倍，且此时李特已经取得优势，胜利在望，只是需要坞堡全力配合。

李特必须进行拉拢，才能将其绑在自己的战车上无法下车。所以该联姻的要联姻，该封官的要封官，该许愿的要许愿。

只要将利益给出去了，坞堡大姓自然愿意承担风险，自然愿意和流民军绑定，只要坞堡势力没有回头路可走，那自然就可以从容面对任何外部变化了。

只要将头部坞堡大姓都拉拢住了，对于那些既不纳粮又不供兵的坞堡势力，自然可以勒令其交人质，不交就打。

所谓派人就食也好，勒令交人质也好，这些都是派发的任务，即使执行了也算不上功劳，李特得发动群众，鼓励他们主动立功。

没有给坞堡大姓主动表现的机会，没有派发利益拉拢坞堡势力，是成汉政权前期遭受重大挫折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