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资治通鉴》晋纪 孝惠皇帝 元康七年 297年

戎为三公，与时浮沉，无所匡救，委事僚寀，轻出游放。性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种，常钻其核。凡所赏拔，专事虚名。阮咸之子瞻尝见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

【译文】王戎为三公，与时沉浮，无所匡救，他把政事委托给下属，轻身外出游玩。

王戎生性贪婪吝啬，田园遍天下，他时常独持牙筹，昼夜计算，常常好像不满足的样子。王戎家有好李，卖出去恐怕别人得到种子，便在李子核上钻洞。

他所赏识提拔的人也都只看虚名。阮咸之子阮瞻曾与王戎会面，王戎问道：“圣人重视名分，老、庄明了自然，他们的宗旨是否相同？”

阮瞻答道：“莫非相同？”王戎赞叹不已，于是征辟阮瞻为掾。时人称之为“三语掾”。

【解析】王戎的一生，心态变化很大，少年时期活脱脱就是一个神童，早中期的王戎是很有干劲的。

当年，魏明帝与世家子弟观斗兽于宣武场，猛兽突然攀上栅栏咆哮不止，大家被吓得四散而逃，唯独王戎泰然自若，那年王戎才六七岁。

皇帝在阁楼望着王戎，啧啧称奇。《晋书》魏明帝于阁上见而奇之。

长大后，王戎与年长二十多岁的阮籍成为忘年交，常作竹林之游，王戎因此也成为了竹林七贤中最小的老弟。

王戎以司马昭的掾属出道，踏入仕途的举荐人则是钟会，以吏部郎为起点，278年王戎任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成为了货真价实的封疆大吏，时年四十四岁。

279年晋朝发起了灭吴之战，王戎成为方面主帅，率军进攻吴国，战后因功受封安丰县侯。

王戎渡江安抚新附百姓，当时原吴国光禄勋为人正直，因与吴主孙皓不和而称病回家，王戎向晋武帝举荐石伟为议郎，百姓大喜，对王戎心悦诚服。

282年，王戎入朝为侍中，后升任吏部尚书。杨雄《蜀都赋》曰：筒中黄润，一端数金。地方官以五十端筒中细布贿赂王戎，王戎拒不接受。

291年，杨骏被诛杀，贾后掌权，东安公司马繇因参与倒杨有功，便专断刑赏、威震内外。王戎劝诫司马繇说：“大事之后，宜深远之。”司马繇不听，被贾南风废徙辽东。

其实王戎的一生走到这里，都是积极上进的，咱们可以感受到一个颇有志向的王戎，真正让王戎性情大变的是“甲午制”的失败。

王戎任吏部尚书时，大力推行甲午制，要求士人都得先下放郡县为官，没有治民的功绩就不能回洛阳补缺。

制度是好的，但由于监督和执行的问题，甲午制不仅成为了一纸空文，而且演变成了劳民伤财的恶政。司隶校尉傅咸直接弹劾王戎，要求免官。

其实以现代眼光来看，制度有用，但也有限。再好的制度都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活人又怎会糊弄不了死制度？

制度是永远落后于时代的，一出台就意味着落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任何制度与现实之间，都有空子可以钻。

就好比王戎的甲午制，本意是想筛选提拔出真正有能力的人入主中央，以达到正本清源的效果。王戎将是否有能力的标准放在了考核地方官吏的政绩上。

这么做，理论上没毛病，假如让王戎去亲自逐个考核肯定没问题。但很显然，王戎做不到亲自去考核，他只能授权给下级官吏。

若被授权的人有问题，一授权自然就要出大问题。

什么叫政绩？政绩是可以造假的，一旦造假者和监督者互相包庇，王戎就会被蒙蔽，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领导为了通过考核开始大造政绩，而基层为了完成领导的政绩工程，自然是要跑断腿的，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这是甲午制失败的原因。

治理的根本不在于制度，而在于人，在于基层控制力，没有基层控制力一切制度都是空中楼阁，因为根本执行不下去。

腐朽的封建帝国，哪有什么基层控制力！

以西晋这种拉胯的组织能力，去执行基层考核制度，底层自然充斥着投机取巧和造假，监督执行掉链子，无论怎么定绩效都是屎上雕花。

《晋书》司隶傅咸奏戎，曰：“《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官，居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宜免戎官，以敦风俗。”戎与贾、郭通亲，竟得不坐。

在拉胯的基层控制力的支配下，王戎推行的甲午制，很快就沦为了官僚地主阶级进京为官的新渠道。

所以司隶校尉傅咸当时在奏章中弹劾王戎，说他搞得巧诈由生、伤农害政、驱动浮华、亏败风俗。这些都是基层控制力不足以贯彻落实甲午制的缘故。

提升基层控制力的根本是什么？

首先是能够代表基层的利益。

西晋显然代表不到基层的利益，基层利益的控制权在宗族手上。有宗族的庇护，连官府都不敢随便上门抓人；

没有宗族的庇护，会被地方大族欺负得连种田都没水灌溉，最后不得不低价卖田地，你在西晋你听谁的？

其次，要打破这种宗族制度，靠的是什么？

在物质上，靠的是发展商品经济。人依附于宗族，不过是想获得保护，以便安心种田。

若能将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人口流动起来，当大多数人不再依赖于土地，而是可以外出谋生，自然也就不再仰仗宗族，那么，宗族又还有什么生存的土壤呢？

人情社会，是宗族社会遗留的惯性，所以我们会发现，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人情压力相对越淡薄。

当然了，这个时候虽然人不再依赖于宗族，但是逐渐依赖于资本，因为没有资本的活跃就没有就业。这又是另一个课题，此处不做展开。

最后，在精神上，靠的是加强文化普及和思想启蒙。

人依附于宗族，不过是法治不健全，老百姓没有安全感，担心遭到基层小吏的勒索和迫害，担心在社会分配中，得不到本属于自己的那块蛋糕。

于是便以血缘为天生的纽带，抱团取暖，着重培养家族中的优秀子弟为官，一旦未来在朝廷中得到一官半职，便可以打招呼、找关系，甚至是抢夺社会资源。

要打破人在精神上对宗族的依附，本质是要创造一个尽可能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环境。

当人在分配上没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没有了打招呼、找关系的需要，也没有了抢夺社会的资源的想法。

那便具有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正独立自由了，真正活出了自我！

而要形成这样一种风气，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社会对法制的全面认可和坚决维护。其中关键便在于，缔造坚决贯彻和遵守法制的社会共识。

缔造社会共识，靠的是加强文化普及和思想启蒙。任重道远，这不是一夕之功。

共识是逐渐缔造的，它需要无数人去推动，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大多数人的思想觉悟和认知水平在哪，社会共识的高度便在哪里。

1840年以来，列强任意践踏东方沉睡的雄狮。改良、改革、革命，大量的有识之士用思想和鲜血尝试缔造共识。

最终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一致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皇权是反动的，是国家落后的本根。

所以袁世凯成了跳梁小丑，他的称帝行为也成为了一场闹剧。这正是缔造共识的作用。

当时的社会，反对和推翻帝制成为了共识，所以袁世凯失败后，再没人敢站出来称帝，这是共识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

而将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新制度，却成为新的争议点，这个社会共识无法缔造，那就只能以武力促成。

所以敖让以为，政成于庙堂，却萌芽于民间。人是需要被启蒙的，不受炽热的思想启蒙，那就受冰冷的钢炮启蒙。

一旦大多数人达成了新的共识，那么历史的进程和文明的发展，便能往前再跨一步，若大多数人对达成的共识又产生了怀疑，那历史和文明自然也会在起伏中前进。

魏晋时期，高层一心搞门户私计，中层搞媚上欺下，底层因不能思考而被愚弄和驱使。这样的情况怎么能推行得好针对官员的考核制度？

各社会阶层无法达成基本统一的共识，王戎也无法掀起一股思想启蒙，因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和潜在力量，都没有坚定维护甲午制的觉悟和勇气，甲午制自然要失败。

实际上，封建帝国连文化普及都做不到，连扫盲都做不到。不光是封建帝国做不到全面扫盲，哪怕连如今的美国，都无法扫盲。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显示，2018年美国的文盲率为21%。

什么叫文盲？不能读书识字的人，便叫文盲。

文盲是很可怕的，无法读书识字，便难以广泛的阅读和深入的思考；无法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便难以产生坚定不移的新思想和新觉悟；

自身没有笃定的思想和觉悟，便没有基于长远和全局的判断力，就像大海里的一叶孤舟，被滔天巨浪所裹挟和吞噬。

这样的群体，必定浑身充满兽性，却缺乏人性和灵性，易被短利所蛊惑、操纵和收买，这是因为缺乏思想觉悟和不能远谋的缘故。

利益上不一致，经济上又依附于宗族，精神上又愚昧而短视。

西晋是这样的情况，便得不到基层控制力。

没有高度的基层控制力，所谓的官僚考核制度，当然就会沦为豪强士族钻空子的通道。

族长发话了，谁敢说官老爷不好？谁又敢说官老爷好？谁敢忤逆便开除族籍，逐出族谱，一旦如此生存都成问题。

官员搞定了当地的几个大家族，基本就搞定了绩效考核，就是这么简单，和原来的九品中正相比，不过是换个姿势折腾老百姓而已。

敖让以为，甲午制的失败，是王戎心灰意冷的主要原因。

早年他作为竹林七贤之一，总是向往着建安年间那种开阔的社会气象，随着竹林七贤被取缔，他作为皇亲国戚又积极介入政治，想要通过吏治革新使整个时代焕然一新。

然而他失败了，社会整体向下滑落，这种惯性不是他一个人可以阻挡的，也不是一时可以解决的。

琅琊王氏兼并土地到园田遍天下的程度，王戎都无法制止，只要利益被损害，哪怕是身边最亲的人，都巴不得王戎早点死。

王戎不能解决自家的问题，正如官吏们不能解决自家的问题，大家都不能解决切身问题，那么便都会被推着走。

光靠一个甲午制，绝对是于事无补的，没有人会认真执行和监督，所有人都被裹挟着谋划门户私计。

当王戎意识到问题根本无解时，却又清醒且痛苦着，便开始逃避和沉沦。

相比于那些嗑药、裸奔的西晋名士，王戎还只是卖卖枣、算算账，这已经算是比较克制了，堂堂三公若需敛财抢就是了，何必钻核卖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