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资治通鉴》晋纪 孝怀皇帝 永嘉三年 309年

丁巳，太傅越自荥阳入京师。中书监王敦谓所亲曰：“太傅专执威权，而选用表请，尚书犹以旧制裁之，今日之来，必有所诛。”

帝之为太弟也，与中庶子缪播亲善，及即位，以播为中书监，缪胤为太仆卿，委以心膂；帝舅散骑常侍王延、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并参机密。越疑朝臣贰于己，刘舆、潘滔劝越悉诛播等。

【译文】三月十八日，太傅司马越从荥阳进京。中书监王敦对亲信说：“太傅独揽大权，但选拔官员仍上表请示，尚书却按旧制裁定，如今太傅来京，定会杀人。”

怀帝当皇太弟时，与中庶子缪播亲善，即位后，以缪播为中书监，缪胤为太仆卿，委以心腹重任；同帝舅散骑常侍王延、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并参机密。司马越怀疑朝臣对自己有异心，刘舆、潘滔劝司马越尽杀缪播等人。

【解析】八王之乱后，司马越手握大权，可新登基的晋怀帝也颇有志向，想搞中央集权，双方矛盾爆发。

以王衍、王敦、王导为首的琅琊王氏，哥几个都是靠司马越才春风得意，政治立场自然偏向司马越。但怀帝母族也出于琅琊王氏，与王敦同族。

所以王敦也不出面反对皇帝，而采取观望态度。这就是为什么王敦明知司马越入朝将杀人，却不向皇帝汇报，此事与王敦无关，他只想从容地点评朝局。

国舅爷王延同样来自琅琊王氏。司马越是权臣，如果皇帝无权，国舅自然也没权势，司马越还会忌惮国舅，就像曹操忌惮董承那样，因此王延是必须支持皇帝的，便集合了一群人抱团对付司马越。

材料中尚书省按旧制裁定用人，而不买司马越的账，这就是双方在人事权上争得头破血流的表现。

【原文】越乃诬播等欲为乱，乙丑，遣平东将军王秉，帅甲士三千入宫，执播等十馀人于帝侧，付廷尉，杀之。帝叹息流涕而已。绥，曾之孙也。

【译文】司马越便诬陷缪播等人谋叛，二十六日，派平东将军王秉，率兵三千进宫，当着皇帝的面，逮捕缪播等十余人，交付廷尉，全部被杀。皇帝只能叹息流泪而已。何绥是何曾之孙。

【解析】权力如金字塔，是自下而上堆起来的。然后再自上而下分发，上头给的权力那只是授权，说剥夺就剥夺，就像一阵风，吹过就没了。例如商鞅，权力来源秦孝公一死，商鞅便失去了权势，这便是授权被剥夺。

历史上皇帝斗倒权臣，得有本事兼容权臣的势力范围，还得如做地下工作一般，偷偷摸摸的进行。

比如宇文邕与宇文护这对堂兄弟，宇文邕偷偷谋划，把宇文护和他的心腹干掉后，局面一下就稳了。

为啥？因为剩下的人和宇文邕关系也近啊，他们能够接受新的老大，相信新老大接下来也能代表自己利益。

可晋怀帝和司马越呢？关系远着呢。不可兼容的既得利益太多，双方势力分歧太大。帝党在中上层和司马越争人事权，还明目张胆的搞。这是保皇派急于求成的表现。

就好比建房子，必须每块砖都码在实处。帝党根基不实，却公开在人事任命上和司马越起冲突，而自身又弱小到连皇宫都保不住，无异于在沙滩上垒墙，垒高了自然是有人来推倒的。

【原文】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谓诸子曰：“主上开创大业，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道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汝辈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属必及于难。”

【译文】当初，何曾侍奉武帝宴饮，离开后，对儿子们说：“皇上开创大业，每次在宴会上见他，从没听到治国理政的长远打算，只是说些平常事，这不是替子孙考虑的做法，他只考虑自己，后代恐怕危险了！你们还能免祸。”何曾又指着孙子们说：“他们一定会遭难。”

【解析】武帝并非不想有经国远图，而是无能为力。

任何时代，只有老百姓才是中流砥柱，任何不依靠群众的王朝都长不了，尽管司马炎是皇帝，但面对时代洪流，没有群众的支持，他也只能绝望躺平。

但武帝还是为后代做了些事情的。

比如说武帝末年那些叠床架屋的政治布局，不都是司马炎想要维持平稳的手段嘛！他最坏的打算，是希望肉烂在锅里。但这些都是空中楼阁。

西晋的形势没什么好说的，前期已分析过很多遍了，大家可以自己翻阅。何曾见武帝不思进取，认为形势只会越来越恶化，所以觉得要亡国，这是先见之明。

【原文】及绥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圣乎！”曾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子劭，日食二万。绥及弟机、羡，汰侈尤甚；与人书疏，词礼简傲。河内王尼见绥书，谓人曰：“伯蔚居乱世而矜豪乃尔，其能免乎？”人曰：“伯蔚闻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闻我言，自己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无遗种。

【译文】何绥死后，兄长何嵩哭道：“我祖真是圣人啊！”何曾每日饮食要耗费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之处。儿子何劭，每天吃掉两万钱。何绥与弟机、羡，奢侈尤甚；给人写信，用词也非常傲慢。

河内人王尼看到何绥之信，对人说：“伯蔚身居乱世而自负傲慢如此，难道能免祸吗？”旁人说：“伯蔚听此言，一定会害你。”王尼说：“等他听到，他已经死了！”等到永嘉末年，何氏一家子孙尽死。

【解析】乱世之中，权力更迭频繁，反复被不同的势力掌握。何家不仅巨富还到处得罪人，迟早有一天，得势的仇敌会前来报仇夺家产的，如石崇孙秀故事。

【原文】臣光曰：何曾讥武帝偷惰，取过目前，不为远虑；知天下将乱，子孙必与其忧，何其明也！然身为僣侈，使子孙承流，卒以骄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为宰相，知其君之过，不以告而私语于家，非忠臣也。

【译文】臣司马光以为：何曾议论武帝苟且懒惰，只顾眼前利益，不作长远考虑；预知天下将乱，子孙必定卷入国难当中，是多么英明！然而自身生活奢侈，使子孙效仿继承这种坏毛病，最后以骄奢亡族，当初的英明又在哪里呢！而且身为宰相，知道君主的过错，不忠告君主而私下在家议论，不是忠臣。

【解析】何曾的问题是自私冷漠。明知道国家有难，他不仅不救，反而还要趁热抓紧鱼肉百姓。

晋武帝也存在这种心态，虽然国家前途堪忧自感无力解决，但不耽误当下搞奢靡享受，多一秒就赚一秒。

包括当时的名士张华，也存在这种回避心态，他对朝局担忧得不行，明知道问题在哪，却无能为力，张华也只希望能把自己这辈子糊弄过去，最终他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安排。

《资治通鉴》华日：“卿二人于中宫皆亲戚，言或见信，宜数为陈祸福之戒，庶无大悖，则天下尚未至于乱，吾曹得以优游卒岁而已。”

士农工商，商人可以自私冷漠，唯利是图也是天性。因为商人就是通过逐利来为社会做贡献的。比如说商人爱迪生，不管他为了获利手段如何卑劣；客观上，确实通过产品为人类做了一定贡献。

士却不可以这样，这实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区别。商人只要搞出了好产品，实际上就是提高了生产力。

士是不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而是通过营造好的生产关系，来促进人的积极性，进而通过社会积极性来促进生产力发展。

说白了，士是维护和营造生产关系的，是分配和辅助分配社会财富的。

《论语》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如果士不把实现仁作为责任，不为之死而后已，那怎么能维护得好生产关系呢？那么对社会来说，士的存在将毫无意义，甚至有害。

所以士必须得有士的风骨，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这个角度出发，张华还稍微好点，何曾父子固然不是忠臣，他们缺乏职业精神，不是一名合格的士。